作者：张鸣

　　在广东打了六年工的湖南青年罗练，留下一张带有老庄气息但极度绝望的纸条，不知所踪。前两天听一个记者讲，此人据说已经死了。

　　一个喜欢读庄子，而且读得很熟，文笔也很不错的打工仔，却只能打粗工，“无以养亲，无以树业”，在看不到任何前途的情况下，感到生和死没有分别，绝望而出走，甚至选择死亡。这样的故事，我们听到过很多，但也有类似经历和心气的年轻人，从困境里走了出来，甚至走向了成功。近些年来，社会阶层的确出现了固定化的趋向，但由于有市场的存在，卑贱者上升的可能，还是要比三十年前大得多。此前，就罗练事件，我呼吁过改善社会上升渠道的问题，但罗练提出的问题，还远远不止于此。

　　从某种意义上说，罗练也许只是一个个案，喜欢庄子的他，不仅周围的人跟他格格不入，就连他的家人也都不懂他。加上他性格又相当的内向，因此，在产生绝望情绪，又不得排遣时，选择出走，似乎很大程度上，有他个人的因素。但出外打工的青年农民，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心理问题的人，并不只罗练一个，对他们在恋爱、婚姻、性、交往、娱乐等方面的需求，关心得还不够多。一提到农民工的问题，很多人不约而同想到的就是劳动待遇，解决欠薪，回家过年，至多想到为他们组织工会，似乎农民工仅仅是一种经济动物，除了物质需求，什么都不会想的。

　　罗练在湖南的农村里有家，据说还有一幢不小的房子，但那只是一幢空巢，一度除了留守的母亲，所有家庭成员都外出打工了。后来，母亲也在孤独中死去。现代化浪潮中的城市化，已经摧毁了农村固有的社会结构，连家庭都变得残缺不全。每个外出打工的人，既得不到户口所在地社会网络所能给予的社会救助以及感情寄托，在打工所在地，也一样得不到帮助。工棚里，是不存在生活意义上的社区的，所有的人都是临时的寄居者，是过客，彼此之间，既无伦理关系，也无所谓业缘纽带，甚至连乡土联系都残缺不全，当然，也就不用讲究道义。

　　可以说，所有的打工仔，都是没有社区生活的人，无论在哪里，他们都很难找到倾诉的对象，并从中得到起码的慰藉，甚至缺少起码的精神寄托。因此，农民工群体中出现的关系混乱，犯罪率高，以及性生活紊乱，自杀率高的现象，也就不奇怪了。人，是需要小圈子的社会生活的，在那里，人们可以找到自己的归宿感，但农民工在自己熟悉的农村找不到，在自己陌生的城市也找不到。如果非要找的话，那么类血缘和地缘的第三社会组织(通常我们所说的“黑社会”)就可能取而代之，成为畸形的代用品。

　　历史告诉我们，很多社会问题，社会群体性事件，虽然表面的原因也许都跟直接的物质因素有关，但往往问题的频繁发生，最根本的原因，是某些社会群体，已经处在问题丛生的境地。所以，问题的解决，绝非让人吃饱了饭，就可以安枕无忧的。农民工的无社区畸态生活，从世界范围来看，并非中国特有的，属于城市化的一种不得已的果实，但是，中国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却使得这种现象更加严重。至少从目前来看，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