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耕身

　　许多人的生活正在被一张假钞打乱。随着“HD90”打头的假钞在许多地方出现，这场假钞风波也开始被冠以“恐慌”二字。也许，应当表述得更确切一些，那就是恐慌的真正原因不在假钞，而在监管与应对的苍白与狭促。有关媒体报道，河南、广西、浙江等地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都曾发现“HD90”打头的假钞。湖南湘西、郴州地区的银行柜台工作人员去年9月和11月就曾发现过该类假钞，随即上报当地人民银行。但在这数月中，公众显然均未接收到任何有关警示，相关反假钞工作似乎也未能有效跟进，假钞于是才在一片漠然中演变成为恐慌。

　　公众陷于恐慌，有关方面却在“紧急辟谣”。中国人民银行日前表示，“HD90”编号的假币不存在“高仿真”的说法，媒体称“连银行、验钞机也无法识别”的说法不确切，市民只要掌握防伪技能，就可分辨出真伪币。但这番话总像在自说自话。一方面，“高仿真”并没什么标准，所以大抵可是可非。另一方面，验钞机无法识别或并不确切，但国务院反假货币联席会议负责人表示，目前只有少数验钞机的生产企业技术合格。不合格的验钞机如何用来识别真假？至于让公众掌握防伪技能，则正如专家指出的，“去扮演永远教大家怎么识别假币的角色，其实是一种责任推卸。”

　　假酒泛滥时，人们被要求学会鉴别真假酒的方法；注水肉猖獗时，人们被要求学会甄别好坏肉的方法；毒奶粉纷飞时，人们被要求学会鉴定无毒奶粉的方法。如今面对假钞，竟然也没有什么新的主张。不过假钞与假酒之类相比毕竟也有一些不同。假酒诸类，公众很容易找到监管责任者，然而当我们试图寻找假钞的相关责任者时，却发现它根本并不存在：似乎除了犯罪分子，没有一个人能为假钞泛滥的情形负责。于是假钞风波只能呈现一种怪异的图景：制售假钞者在未被查处之前发了横财，银行方面因为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可以免于受伤，监管部门不必负责，受伤害者只有处于流通领域的公众。

　　假如公众不能成为全能消费者，那么假钞就是他们命中注定的、无法抚慰的伤害。这也是假钞之下，唯一的受害者。这也就导致了，许多假钞在手者的第一反应，不是按法律规定报警，而是选择冒着包括违法在内的风险尽快把它花出去，但那无非也是公众间的伤害转嫁。

　　如果说中国反假钞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如何摆脱让公众成为最大受害者的现实。在这方面，或许美国的一些做法可资借鉴。在美国，公众一旦从提款机拿到了假钞，一般立即与该银行联系，并通知执法部门。一般情况下，美国的银行会弥补顾客的损失。法律部门对此的评价是，这样做是银行向顾客示好的表示。另外，当事人一旦遭遇假钞，还可以查一下自己的租房或居家保险条款，这些保险公司的政策中，基本都有反假钞条例，给予顾客理赔。“有了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保护，可以有效降低民众对假钞的恐惧”。

　　就在“HD90”假钞风波中，1月11日《重庆时报》报道了一则消息，去年12月23日，重庆一对农民工夫妻领到两人在工地打工挣来的2400多元工资，然而1月9日，他们意外地发现24张百元大钞中，有19张都是假的。假钞包括3张“HD90”开头百元钞票。这是多么辛酸的一幕：这对农民工夫妇，在隆冬的寒冷中，在庞大的国家金融安全秩序之下，欲哭无泪。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