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司振龙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十教授日前联名提出了“反周期财政政策”的《建议》。《建议》认为，“扩大消费需求，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民众发钱”，因此建议“给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1.2万元以下的家庭，每人发放千元消费补贴”。(1月11日《信息时报》)

　　十教授之蔡恒进、党爱民、刘海波、卢映西、黄卫东等先生所持“反周期财政政策”的观点，此前笔者已在多处经济类报刊及网站得闻其要，深以为然。而今诸君将其简明化为“给民众发钱”——明确提出“给低收入家庭每人发放千元补贴”的《建议》，更令人眼前为之一亮。不怕马屁地说，该《建议》不仅体现了学者们对经济学“理性、建设性”信仰的操持，亦再次擦亮了“经世济用”的“山门招牌”。

　　众所周知，自从去年11月上旬国务院出台“扩大内需十措施”，捧出4万亿投资计划的“蛋糕”之后，相关人等简直忙坏了。据当时多家媒体接连披露说，那会儿的景象是：发改委门前一度“跑项目者云集”，“接待室人满为患”。面对各方公众斥之为“疯抢”的批评，发改委一边忙于持刀分割4万亿“蛋糕”，一边还得不时拍胸脯保证——“主要投向民生和基础设施”，并且“不会形成重复建设”。对发改委的郑重承诺，以及达成承诺所需的担当勇气与实施能力，笔者自是深信不疑的，但令感颇感遗憾的是：为什么不把“发放消费补贴”也立为一个合情合理的正式“项目”呢？

　　不待言，在某些“穷人经济学学家”看来，“提倡发放消费补贴”同“投向民生与基础设施”相比，或许是可耻的“分光吃净”，实则非然。本国之所以会出现内需不振，归根结底，无非在于两点“常识”原因：一是产能相对过剩，这是计划思维制约下生产结构不合理之必然产物；二是与之相勾连，本国分配结构不合理或许更甚，以至于消费群体的内在消费需求与实际消费能力脱节，多数公众充当的是“有心无力”的消费者。

　　显然，于此而论，如果不考虑诸多消费环节，尤其是罔顾公众的消费者角色担当这一核心要义的话，在内需不振的情况以“项目”名义铺设4万亿“蛋糕”未尝不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一则消费指向不明，倘若在产能相对过剩的基础上继续累计生产能力，“不会形成重复建设”或是自欺欺人之说。二则“主要投向民生和基础设施”与提高公众消费能力之间并无必然的关系，而在一定时期社会财富份额基本恒定的语境下，它反倒很可能进一步挤压公众的口袋，使得所谓“扩大内需”成了与消费主体无涉的南辕北辙之策：在公众购买力吃紧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致使社会消费性内需更趋萎缩。

　　而“发放消费补贴”，则不失为一剂对症的良药。一方面它不会加剧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却直接振兴了国内需求，也就是说，发放了多少消费补贴即意味着扩开了多大程度的实际内需。与此同时，深层次仍在遭遇各色“项目”——“计划经济分泌物”堵塞的市场脉络亦为之畅通。就此，十教授所建议“1.2万亿”虽占到了4万亿“蛋糕”的1/4强，但依笔者看，事实上要再多一点才好。无需多言的是，就本国国情而言，“项目”少一点，一定意义上还意味着政府效能高一点，政象明澈一点，权力寻租的空间也相对小一点——“项目上马，官员落马”的事例我们已听闻太多了。如果一定要套上“项目”名号的话，诚如《建议》所言“扩大内需，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民众发钱”——至少“给低收入家庭每人发放千元消费补贴”，迄今为止，笔者还没看到比它更切中时弊、更行之有效、更为公众普遍期待的“民心项目”。

　　据报道可知，相关举措在国内外皆不乏成功先例与经验镜鉴：日本、新加坡已然，德国将然，本国港澳台及东莞地区亦个个在列，那么，理论上来讲，如果声称囿于何种主客观原因从而断言“能或不能”——不判自明是个伪命题，而关键之处无非在于落实到相关部门政策选择上、行动上的“为或不为”。至于是否勇于为之，又如何妥善为之，情势尚未明朗化之前，我等心怀“新年红包”的民众或曰众民，不妨稍安勿躁，先坐在十教授《建议》搭设的“民心项目”台子上满眼实惠地拭目以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