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敏　

　　前日，新华社发表长文分析城管问题，指出城管诸多体制缺陷。文章呼吁，城管必须由“执法型”向“服务型”转变，坚决杜绝粗暴执法行为。改革纪念刚结束，新年伊始，新华社从体制层面讨论城管改革，似可看作城管问题将从体制上进行改革的先声，值得关注。　

　　受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今年将会是极其困难的一年。中央高层在许多场合均表达过这一观点。日前，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刊文指出，今年可能是群体性事件高发的一年。最新一期《瞭望》继续关注这一话题。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接受该刊采访时说，2009年将是各类社会矛盾碰头叠加的一年，城市公共服务与管理便是诱发群体性事件的众多因素之一。基于今年形势的判断，从体制层面审视和改革城管模式，就颇具现实针对性。　

　　城管之问题由来已久，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城管与市民发生冲突的报道。城管与市民冲突之剧，“积怨”之深，新华社文章列举了近段时间发生的城管事件加以说明。频繁且往往充满暴力的冲突，对城管、市民乃至城市都是伤害。很多地方提出城管执法的人性化、人情味，试图缓和与化解矛盾。但另一方面，城管队伍的装备水平、组织化程度却不断升级。　

　　现在看来，执法方式、执法语言的改变，治标不治本。城管与市民的冲突，不是偶发的概率事件，或许是体制性、结构性弊端的必然显现。正如新华社文章所言，当“追打、没收”成为城管的社会代名词，这就不是哪个具体城管人员的问题了，而与城管制度设计有关。　

　　城管的行为，与城市的治理理念有相当大的关联。过分追求城市的秩序和光鲜，管理思维压倒服务思维，城管与市民冲突便在所难免。如今，不少城市均意识到这一问题，纷纷调整和转变城市治理观念，将市民特别是底层、弱势市民的生存问题内在于城市治理。　

　　问题是，城市治理观念转变之后，城管与市民的冲突是否就可以根绝了？恐怕还系于城管自身的体制、模式改革。新华社文章指出，体制制度问题在于，城管执法范围宽泛，但法律地位模糊，权责利不对应，此外也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城管体制改革当从这些方面入手。　

　　从现实看，城管问题到了非改不可，必须从体制上突破的时候了。从社会呼声看，城管体制改革的社会共识已经达成，社会舆论已经具备。新华社文章说，改革的方向是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型。何谓“服务型城管”，文章未进行更多说明和阐释。但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经历看，“服务型城管”改革不会是一条平坦之路，改革内容的清晰与丰富，仍需要各地、各层面下更大决心，作更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