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波 (资深评论员)

　　一位政治家说，每当一个国家遭遇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就会热起来。中国正遭遇经济危机，呼唤爱国自然流行起来。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现在买房，就是爱国”的呼吁在前，中央党校教授韩保江“积极消费就是爱国”的号召在后，前呼后应，令人瞩目。

　　危急时刻呼唤爱国主义，当然十分的“政治正确”，但是，两位教授的呼吁，非但没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反而是话音未落嘘声一片，甚至被收进了“雷人语录”，个中原因，耐人寻味。

　　当前，呼吁扩大消费正其时也，中央政府拿出真金白银补助消费，比如家电下乡补贴13%，购买自住房贷款优惠，小排量汽车购置税即将免征等等。明明是政府已经开始行动，难道学者“言说”一下还不行吗？当然可以，但是如何言说并非那么简单。“买房爱国主义”、“消费爱国主义”这类霸道的标准语法，它无视事物的内在逻辑，一律将日常社会行为意识形态化，岂能不把人雷倒一片。

　　“买房爱国主义”及“消费爱国主义”，它暗示的是一种单边的“肯尼迪逻辑”：“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这种强调公民责任的逻辑并没有错，但前提是必须有对等的、强调国家责任的逻辑：“不要问我们为国家做了什么，而是要问国家为我们做了什么”。回到刺激消费这个命题上来，就是既要呼唤公众消费刺激经济的责任，也要强调国家增进公众福利的责任。用通俗的表达就是，既要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也要讲“国家兴旺，匹夫有利”。

　　经历2008年阵阵“雷语”的洗礼，至少中国网民已经十分排斥那些冠冕堂皇的标准语法：“不明真相的群众”被讽刺、“纵做鬼，也幸福”被嘲笑，“俯卧撑”被演绎。这一回“买房爱国主义”、“消费爱国主义”自然也难逃脱被解构的命运：“爱国主义何时变成了‘高消费’”、“你爱国，你先买一百套房子”。

　　“房上的爱国主义”，其实并没有任何新意， 胡一刀先生曾讽刺过“床上的爱国主义”，刘洪波先生曾嘲笑过“器物爱国主义”。我不相信，赵晓、韩保江两位学者有此“惊人之语”乃为某种势力代言。我也理解其初衷并非宣扬一种单边责任和霸道逻辑，而是作为专业的经济学家，他们眼里的经济危机着实比普通公众来得更为严重，他们着实更看重房产消费对经济内需的拉动。因此，我认为这仅仅是一个下意识的语法错误而已，仅仅显示了语法贫困而已，显然不应作诛心之论。

　　从极左年代走过来的中国人，都曾遭遇这样的表达困境和语法贫困。阅读、写作、报告、交谈，都无法摆脱标准语法的束缚。1980年代，电影剧本《苦恋》中的一句对白“你爱国家，国家爱你吗？”，还曾引发一场批判。有意思的是，即使是人们反抗标准语法时，也只能援引标准语法。正如这次很多朋友对赵、韩的批评，运用的正是同一套语法。正所谓，控制了语法，就控制了思想。

　　在表达上，每个人都有路径依赖。两位学者没有走出路径依赖，中国人也没有走出路径依赖。始自2008年的网络语法革命，于无声处听惊雷，它才刚刚开始，正在寻找一种新的语法。在这条新路上，“每一个字都可疑”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