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琳

　　金融危机笼罩之下，应对之策也开始五花八门起来。其中，开放赌业也在不少地方成为公共议题。1月13日上午举行的政协海南省五届二次会议上，56名政协委员联名提出《关于适度开放海南博彩业的建议》。提案的发起人姜兴君委员认为，海南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悠久的彩票历史，“彩票”在市民生活中占重要分量，具备适度开放博彩业的基本条件。

　　而就在去年11月29日，武汉搞了一场“有奖竞猜”的赛马活动，引发各界关注。据媒体预估，赛马每年将在武汉实现销售收入1000亿元，利税400亿元，还能创造不少就业机会。这些尚未实现的数字显然刺激了另一些人。河南的议案大王尹志国就坐不住了，他在这次河南“两会”上又抛出了一个有关博彩业的议案，只不过他建议的不是“赛马”，而是“斗鸡”。

　　如果将博彩业视为一个严肃的经济问题来看待，这些提案或议案，其实并不“雷人”。围绕是否放开博彩业，以及放开到何种程度的争议事实上一直未曾停息。早在海南建省不久，一个“跑马场”的项目就已在海口圈地并随时准备上马了。这个公开化的“跑马场”虽然被叫停，但博彩业和性产业事实上在暗中迅速发展起来。海南岛甚至一度被戏称为“害男岛”、“赌博岛”。到了海南建省办特区十周年时，还有人慎重倡议海南应创建封闭式娱乐消费区，建议公安机关为色情和博彩活动提供“宽松的环境”——“与其让色情业、博彩业半明半暗地存在，不如干脆让其合法化和公开化。政府依法收取管理费亦不失为增加财政收入的一条捷径。”

　　直到今天，持此类观点的人仍不在少数。他们通常会举出美国拉斯维加斯和泰国作为成功发展旅游业的例证。更多人倾向于认为，黄、赌的合法化和安全化将更有利于吸引外来投资，使本地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笔者并不否认拉斯维加斯的奇迹，但应该看到，在世界范围内，除了个别几个城市，博彩业很少能担当得起吸引外资甚至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重任。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依靠的应是当地的综合环境，它至少应包括：发达且高效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出色的商业、财务、律师等服务体系；成熟规范的法律规章制度以及高素质且具开放意识的人力资源等。如果这些基本的条件都不具备，博彩业又如何能够吸引投资者的垂注，吸引当地人或外来游客参与呢？即便博彩业能够获得一时之利，也必将是畸形而短暂的。

　　应当说，中国并不存在博彩业合法化的问题。自从1987年国务院允许民政部门发行福利彩票以来，中国的博彩业事实上已经合法化了。放开博彩业的呼吁实则是指向“放宽”博彩业，尤其是打破博彩业的国家垄断。以海南为例，地下六合彩已成为海南民间一种极为普及的生活现象，笔者所在的城市，不少天桥上下，公园附近，均已成为彩民们公开的乐园。在一些乡镇，私彩业主上交的相关费用甚至还成为当地财政的主要来源。这样的博彩业已经很难用“地下产业”来形容。人大及政府更需要讨论的其实应该是：如何开放博彩业并使之纳入法治轨道，才能遏制私彩的泛滥；以及如何科学确定博彩业的放开地域才能既促进经济，又防范博彩放开可能对民心和民风带来过度冲击。更重要的是，世界上著名的赌城都以外来游客为主要消费目标，如果我们在开放博彩业的讨论上多以本地居民为消费对象，这样的开放还是不搞为妙。(作者为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