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的总统生涯已经屈指可数了。1月20日，随着奥巴马历史性地入主白宫，布什就将远离这里的是是非非了。而过去的八年总统生涯，是世界风云变幻的八年，更是布什个人“牛市”走向“熊市”的八年———支持率从90%多暴跌至当下的不足30%。人们对他的评价也有很大的出入。布什注定要在美国历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

　　“不走运的总统”？

　　应该说，两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总统的职位不仅一直是这个国家最显著的公共职位，而且也是最容易引起问题和争议的职位。而在西奥多·罗斯福之后，由于美国总统在维护世界和平、影响国际事务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越发重要，也在无形中增加了白宫主人们的执政压力。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从西奥多·罗斯福到富兰克林·罗斯福，从肯尼迪到里根，许多总统都胸怀壮志，不仅希望国家在自己手中更上一层楼，同时也希望能够留下潇洒、闪亮的背影给世人。而他们追求政治理想实现的过程，也正是美国从二流强国走向一流强国乃至超级大国的过程。

　　但遗憾的是，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尝试着显得伟大，却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真正表现得伟大，而这些领导人留下的印记是如此鲜明，要么像两个罗斯福那样堪称伟大，要么像肯尼迪那样虽然流星划过但却足以照亮黑夜，要么像杜鲁门那样在任时非议多多，但多年后却得到很高评价，要么像尼克松那样，惨淡收场。而这种“规律”在最近的两任总统身上也看不出例外的迹象，克林顿的精彩与非议自不用说，而布什更是注定要在美国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

　　在布什临近离职之际，一些媒体则表现出对布什的同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毫不讳言地将小布什称作一个“不善斗争，不胜任同时也是一个不走运的美国总统”。而从经历危机的程度看，布什的八年，堪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相比，只不过，小罗斯福是先经历经济危机，后经历安全危机(二战)，而小布什则是先遭遇“9·11”，后惨淡面对金融危机。所不同的是，小罗斯福总统因其成功化解危机而在历史上赢得了崇高的地位，而小布什总统则显得有些狼狈，历史地位也不会太高。

　　布什不是杜鲁门

　　布什总统显然不希望加入杜鲁门乃至尼克松的行列。令布什难以忘怀的是，在“9·11”之后，他一度被媒体捧为“伟大总统”，其高度甚至接近了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一幕后来被许多媒体视为美国新闻史上耻辱的一幕，因为即便是对真正伟大的罗斯福、林肯等人，媒体也没有在他们尚在人世时把他们捧上天，那种几近阿谀的姿态堪称罕见。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美国媒体过去两年间对弱势中的布什所表现出的咄咄逼人。

　　在布什即将离任之际，一些媒体开始拿布什和杜鲁门作比较，因为杜鲁门在任内的声望也是贬多于褒。看上去，布什支持率的走向与杜鲁门当年有相似之处：两人都在他们第一任期中重大事件发生后获得较高的支持率。杜鲁门在(二战时)美国于欧洲战场取得胜利后，得到了87%的支持率，而布什则在“9·11”恐怖袭击后赢得空前的90%的支持率。而在两人赢得连任后的大部分时期里，支持率也都比较低。杜鲁门在最后3年任职期中的平均支持率低于40%，布什的平均支持率更是在30%以下。

　　但后人对布什与杜鲁门的评价却可能有很大的差异。让杜鲁门自己都感到惊讶的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他的声望突然蹿高，并进入了“接近伟大”的总统行列。人们相信，这与杜鲁门诚实地说他认为正确的话，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有关，也与杜鲁门的“平民总统”特征有关。而布什，则不仅需要直面显贵的身世背景所带来的压力和负担，而且需要用支持率为其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及低估的次贷危机埋单。

　　执著有时也是错

　　就领导技能而言，布什是一个把抱负和利益结合得比较紧密的领导者。在2002年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布什的“抱负”得到了充分的阐述。这份文件被视为布什主义的诞生，其主要内容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以三大支柱为基础：不可超越的军事优势，为此必须尽一切努力加强国家的军事实力；先发制人的战争策略，即必须在恐怖威胁抵达自己及其盟友边界之前将其摧毁；必要时，在无法争取到其他方面的合作的情况下采取单独行动，以捍卫美国利益。

　　跳出这份文件，我们会发现，在过去八年中，尤其是第一个任期里，布什以其近乎偏执的精神把他的诸多抱负付诸实践，并在这个过程中为国家和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谋取了大量利益，尽管他本人对这些利益常常是顾左右而言他。

　　应该说，布什政府在执行既定方针的“毅力”和能力方面都是很出色的，但问题是，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国家生活中，“做正确的事情”要比“正确地做事”重要得多。在“9·11”之后，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了布什团队的合力和空前统一而较少异见的氛围，但没过多久，人们也发现了，一个过度自信的政府的充满单边色彩的领导者，是很容易错过决策机遇而拐进决策陷阱的。

　　很显然，布什政府的一个优势是，在战略意图和追求上高度统一，即便是鸽派的代表鲍威尔等人，在打击伊拉克等问题上也还是坚定地站在总统一边的，他们与鹰派也只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所分歧。从管理学的角度看，这种统一的好处是，当面临同一个目标时，团队会很容易迅速地进入状态，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但问题也正出于此。由于一些谨慎的、多少有些令人不悦的声音被埋没，当乐观情绪极度高涨时，人们会忘记对可能的困难做好充分的准备，对目的地也缺乏深入的了解，从而导致在困难出现后应对不暇。

　　伊拉克战争是个很好的例子。从军事准备上看，五角大楼做得是比较成功的，但在类似重建伊拉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准备方面却显得十分不足。所以说，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所面临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都源自当初的决策失误。

　　有的时候，向前一步是泥潭，退后一步是天堂。在面对“9·11”之后的决策机遇时，布什政府做对了一半(打击塔利班)，却做错了另一半(贸然涉足伊拉克困局)。就连美国媒体自己都承认，如果当初聚集全部精力彻底剿灭“基地”组织的话，不仅美国和这个世界会变得安全许多，而且布什政府也会得到全世界的支持和敬重。

　　遗憾的是，由于阿富汗战争的胜利来得太过容易，美国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太过明显，从布什到拉姆斯菲尔德，都滋生了美国无敌的念头，想当然地认为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伊拉克人民会欢欣鼓舞地欢迎美军的到来，而伊拉克战后重建也将成为中东民主化的起点，加之布什团队中的一干人等都唯布什马首是瞻，反对意见缺乏市场，从而“帮助”布什陷入了一个重大的决策陷阱之中，待船到江心，已难以从容回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