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鹏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批部分官员“学历越来越高，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面对复杂局面，要么束手无策，要么工作方法简单生硬，这与我们狠抓各项工作落实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1月21日《广州日报》)

　　汪洋一席话博得网民一片叫好声，这个很好理解。就官员学历、能力，这些年来已经进行了无数次的“专题讨论”，现在汪洋把二者放在一起进行了一个“总结性的点评”。

　　对于高学历与能力之间关系的解读，网民更多关注于部分官员的在职学历——— 即所谓的“假的真文凭”。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某些官员在职期间取得高学历，正是造成“学历越来越高”的重要推手。内蒙古大学校长旭日干曾在政协分组讨论会上，对一些领导干部学历文凭的“突飞猛进”提出了批评：“我曾经参加过一些人事考核工作，一些人前两年还是大专，现在就变成研究生了。”(2003年3月12日中新网)

　　国内对于一些官员所谓 “假的真文凭”的诟病由来已久，近几年两会期间也出现过专门提案，还上升到“文凭腐败”的高度。而造成这种“文凭腐败”局面出现的重要原因当在于，在年龄与学历作为提拔升迁的重要条件时，既然年龄难以捣鬼，那就只能在文凭上打主意了。古人总结出了“学而优则仕”的法则，现在聪明者更明白“仕而优则学”的窍门。有报道称，一些研究生在向别人讲授经验教训时说：“我们导师公开说，我只招三类人，有权的，有钱的，有色的，看看你自己占哪条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曾直斥教育界不应该配合官员学历造假，希望“名校更要珍惜荣誉”。

　　尽管文凭的高低并不能说明能力的大小，但当不断有“假的真文凭”出现在某些官员身上时，高学历不能与高能力相匹配，民众的失望之情可想而知。于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下，我们不难理解汪洋对于“学历与能力成反比”这一现实的精辟概括。这话真是一言击中要害。

　　一边是看重高学历的考核机制刺激，一边是缺乏相应规制程序和监督而衍生出来的“病态在职学习”，这无论如何都不能保证学历的质量，遑论能力的提高。又如汪洋所言，一些党员干部“两年不提拔、心里有想法，三年不挪动、就想去活动”。因而，放在当下，矫正学历与能力之间的对应关系，还需要选拔与考核机制本身的纠偏与完善。重文凭、轻水平，“唯学历化”的倾向，诱使某些人动起歪脑筋，在如此小成本与高收益的利益驱动下，就出现了侥幸买文凭、混文凭的现象。但是，一个为了升迁而追逐高学历的官员，倒是把高学历当成了一种“不动摇、不懈怠”的折腾，我们有理由怀疑其个人品德和为官之道。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从这种“学历越高能力越弱”的现象中，似乎也能窥见这类高学历官员是如何对待日常工作的。一个小工匠，随着年龄的增长，其技艺至少也会达到“熟能生巧”的境地，而部分官员“学历越高能力越弱”的现象恐怕就只能用业务荒废来概括。长久地将心思不放在自身的业务上，其为官能力、执政能力又怎么会提高呢？对于某些官员而言，一旦心思入了邪道，即使学历再高，又怎么能期待他们会拥有与学历相匹配的能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