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石川

　　2月3日，经济学家茅于轼的博客中发表了《铁路春运不涨价的社会成本》一文，鲜明地提出希望铁路春运票价上涨，并认为正是由于不涨价政策，导致“黄牛党活跃”、“服务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而“按照经济规律涨一点票价”后，上述问题基本上不会发生。(2月5日每日经济新闻)

　　茅先生的铁路春运涨价论又一次点燃了民众的愤怒。应该说，如果抛弃成见，保持温婉的理性，就应该意识到茅氏的一些观点是合乎逻辑的。比如，他称，车票成了稀缺商品，给倒票创造了条件，就会导致春运期间造假票的非常猖獗。基于现实体验，这是实情。而且，茅氏并未回避他的立脚点是线形思维，即只是从经济角度出发。

　　公众，特别是草根对茅氏的观点腹怀嫉恨，主要出于三点原因。一是沉重生活的多艰，已经使这些群体深怀强烈的被剥夺感，车票涨价有雪上加霜之嫌。二是铁道部门本身兼具垄断特质，其傲慢习气深为公众腹诽，经济学家岂可“为虎作伥”？三是一些经济学家多是单向度看待事物，看不见公众的焦虑，而是一味迷恋僵硬的教条主义，或是沉湎于冷酷的市场法则，而忽略了民生多艰和一些弱势群体的惨淡景况。

　　有论者感言，在过去两年中，精英与草根的对立成为最显著的社会景观；在缺乏正常的利益代言机制下，民众与精英的决裂非常正常。对立与决裂绝非好事，最终只会加剧两者对抗。两者要寻求和解之道，就必须找出契合点。茅先生当然有权利发表言论，哪怕该言论荒诞不经，但是如果只是自说自话，只是“一个人跳舞”，终究不大雅观。

　　最关键的是，这些精英应保持足够的独立性，不能被“豢养”——一方面成为利益集团代言人，一方面却标榜独立思考、自由思想。而民众也需要保持一定的耐心，不能动辄付诸暴力，哪怕是语言暴力也不妥。

　　遗憾的是，当前我们普遍匮乏这两点，一是一些经济学家难以真正保持独立，或者一意孤行，看不到芸芸众生的哀怨和焦虑，或者在刻意回避复杂的现实语境；一是一些草根缺乏有效的利益代言人，他们的所思所想很难发出声来。

　　一个动辄取悦于民众的经济学家不是好经济学家，一个视民意为草芥的经济学家同样不是好的经济学家。审视茅氏的涨价论，我们不能仅仅着眼于这一观点是否谬误，或是否可行，应该看到精英和草根的断裂，更应该寻思如何让两者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