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海通

　　在求生欲望的驱使下，发达国家的患者必然不惜重金以期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获得千金难寻的器官，从而获得生存下去的机会。这无疑是一种跨国的富人挤占穷人医疗资源的不公平现象。

　　记者从日本负责脏器移植的一家非营利团体处获悉，中国从2007年原则上禁止向外国人移植脏器以来，至少有17名日本人在中国接受了肾脏、肝脏移植手术。(人民网2月7日)

　　数日前，无锡一位年仅13岁的初中女生为救身患肝癌的父亲，采取了吞服过量安眠药自杀捐肝的极端行为，一时间引发了公众和媒体对我国医疗保障体制的诸多质疑和反思。很多人对该女生为何采取如此极端做法感到难以理解，但是，只要对国内器官移植手术的困难程度和所需费用稍有了解，我们就不禁会对这位女孩的极端做法深感同情和无奈。

　　目前，治疗晚期肝癌、肾衰等器官衰竭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器官移植。而器官移植手术的前提条件就是需要可供移植的合格人体器官。由于可供移植的器官只能从人体(最好是活体)上获取，国内外医疗界无一例外都面临着供体缺乏的困扰。试想，以这个孩子极为贫寒的家境，常规治疗费用已然不堪重负，而承担高昂的肝移植手术费用更是没有可能，获得宝贵的可供移植肝脏自然是难于上青天。在这样万般无奈的状况下，那位13岁的女孩才会想到要让自己的肝脏成为父亲的供体，从而在一时糊涂之下做出傻事来。

　　然而，在本国公民获得器官移植如此艰辛的情况下，广州市的某医院在国家禁止向外国人移植器官的法规出台后，依然为至少17名日本患者施行了器官移植手术。为了不让事情暴露，日本患者应中国医院方面的要求，用中国人的名字住院。一名到中国进行肝脏或者肾脏移植的日本患者共需要花费大约800万日元(约合59.5万元人民币)。显然，这些不菲的医疗费用已经让这些中国医务工作者将相关法规抛到了九霄云外。

　　在国内医疗资源的分配尚欠公平的情况下，稀缺、宝贵的器官移植供体无疑会倾向那些经济能力强，能够负担高昂费用的患者。如何从制度设计上让国内医疗资源分配更能体现社会公平，使公共医疗保障更好地惠及弱势群体，是我们整个社会必须探讨的议题。当国内的医疗稀缺资源面对外国公民加入竞争时，本国公民优先应是毫无疑问的。我国从2007年开始制定了相关法规，原则上禁止向外国人移植脏器，无疑体现了国内稀缺医疗资源向本国公民优先倾斜的用意。

　　几年前，笔者当时所在的某地级市人民医院曾经因为成功完成了多例肝脏、肾脏移植手术而被当地媒体热情地报道。然而，媒体的报道几乎都着眼于是“移植手术已经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之类的内容，而鲜少关注过患者的国籍和背景，以及供移植的器官的来源等情况。笔者通过病历资料发现，这些患者几乎都来自境外。因为当地处于偏远的西部欠发达地区，手术所需要的几十万手术费、医药费不是当地的患者所能承受的。于是，财力雄厚的境外患者获得了宝贵的器官移植机会。

　　如今可供移植的人体器官在世界范围内一直都非常紧张。在求生欲望的驱使下，发达国家的患者必然不惜重金以期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获得千金难寻的器官，从而获得生存下去的机会。这无疑是一种跨国的富人挤占穷人医疗资源的不公平现象。在巨大的经济差距下，富裕国家的患者到穷国施行“跨国器官移植手术”，必然使得穷国的患者因为经济压力失去生存的机会。这一现象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国际问题。

　　面对这样一起“丑闻”，相信任何一个有尊严、尚法律的政府，都不会听任这种侵犯本国公民生命权的事件一再出现。因为这背后隐藏着国民健康和生命权被侵犯的痛苦实质。杜绝类似跨国“黑市移植”再发生，不仅需要相关法规的制定和严格执行，更需要政府将“本国公民优先”的原则坚定地贯彻到各种政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