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晓亮

　　今年元宵之夜，央视新址发生火灾。根据通报情况，大火已造成7人受伤，1名消防员牺牲。据称火灾“系业主单位违法燃放烟花造成的。”(2月10日新华社)

　　非法燃放烟花再酿惨剧。或许，元宵节里的“央视大火”，最值反思之处正在于，公众节庆狂欢与公共管理之间的对接，是否存在被忽视的罅隙。而我们的反思力度恰体现于，冲天烈焰能否将这幽暗的罅隙，烛照得清晰可辨，进而以实际行动来填补。

　　每年春节，因烟花爆竹引发的灾难，似乎都一样触目惊心。残酷的现实，毫无“爆竹声中一岁除”的诗意可言。在此语境下，反思节庆狂欢，确有必要。

　　首先需要思考的是：我们在以怎样的形式欢庆节日？目之所及，春节似乎已成“鞭炮节”，端午成了“粽子节”，中秋就是“月饼节”。节庆原本是一种文化的表达方式，昭示着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取向。而如今“鞭炮节”、“月饼节”则寓示着传统节庆之魂已失。

　　没有文化内核，我们只好借助特定的物质道具，自醉于“回归传统”的幻想。此外，金融危机下民生多艰，人们于特定的时间节点，借助爆竹烟花将郁结的烦忧瞬间发泄，也是常情。当然，这侧面折射出国民休假权匮乏的现实。

　　节庆的纵情狂欢是公民权利，但也可能带来公共安全上的隐患。都市里满城爆竹的“前现代式”节庆手段，就为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埋下伏笔。应该说，节庆狂欢和公共管理可以兼容，不能出现交接罅漏。保障公民法定权利是政府职责，而节日里的欢娱权利，亦在受保护之列。但政府也面临一个困扰：即面对燃放烟花爆竹这类活动，该怎样把握保障公众权利和消除安全隐患之间的平衡呢。

　　可以肯定的是：维护公民权利绝不会错。最忌讳的则是出于对未知“安全隐患”的恐惧，动辄“全面禁止”的懒政思维。粗暴剥夺公众娱乐的权利，必然招致反感和抵触。比如日前贵州德江“禁止舞龙”造成的群体纠纷，就是明证。对烟花爆竹来说也是一样，定点燃放强化监管比一禁了之更得民心。这在特定时段或许加大了监管成本，但这却是公共管理应有之义。

　　所以，相关部门应尽最大努力，在便民的同时消除安全隐忧。比如，节前就未雨绸缪地，在卫生、交通、治安等方面制定周详预案，“防火防盗防踩踏”。专注于民生本位、尊重民意的制度细节，才是善治的根本。当然，这是系统工程，除了这些节令性防范手段，包括国民休假制度在内的宏观制度改革，也应列入我们思考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