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东飞

　　今年1月7日，上海律师严义明分别向国家财政部和发改委提交了信息公开的申请，其内容包括财政预算和决算信息的公开和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进展情况的公开。1月21日，财政部作出书面回复称，中央预算、决算草案在经过全国人大批准前不宜对外公开。由于对此回复不满意，严义明2月9日上午向财政部提交了复议申请。对于另一项公开申请，发改委可能延期回复。(2月10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在解释为何执著于此的时候，严义明表示，“纸上的权利如果没有公民的积极行动，它就不会变成现实的权利。”所谓纸上的权利，是指已经被法律所载明的公民权利。人类政治文明不断进化的过程，同样是公民个人权利不断彰显和实现的过程。公民权利从无到有，从简陋到丰富，一个重要的指标是看法律文本中权利的含量。一项新权利被写入法律，自然是了不起的大事，比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行对于公众知情权的意义。但是权利的真正实现，还需要纸面的条文转化为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中被遵守的必然逻辑。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严义明强调公民积极行动的重要性，认为权利走下纸面需要争取。他向国家部委申请信息公开，显然不是一个律师的职业责任，而出于一个积极公民的角色自觉。正如有评论所指，不限于严义明，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谁都有权利去申请上述信息的公开。同样我们可以说，不限于上述信息，凡与公共利益相关不属于国家秘密的政府信息，都应主动公开或经公民申请而公开。当这样的申请和回应成为必然以至于让人难于察觉的时候，知情权才能算一种没有停留于纸面的权利。这样一个过程，显然需要公民不断地实践与习练。

　　同样不可或缺的，还有政府部门履行法律义务的自觉。一个常见的误解会认为，这里存在一对此消彼长、截然背逆的关系。公民权利的不断扩张与获得，是否意味着政府权力的收缩与丧失，其实并非机械的算术题。政府部门向公民和社会公开政务信息，在满足公民知情权的同时，它自身也将因为透明度的增加而获得权力合法性的增长。它所可能损失的，仅仅是权力中会被滥用的部分，而这部分权力往往是导致腐败和异化的根源。信息公开制度的执行结果，将会是权利与权力都从中受益。理解了这一点，政府部门便不应将履行公开义务作为一种额外的付出或者损失。

　　事实上，政府部门从信息公开中获得的益处决不仅仅停留于抽象的理论层面。以4万亿投资方案的信息公开为例，如何保证这笔巨资的安全有效运行，一直是从上到下方方面面所关注的焦点。发改委、财政部、监察部等多个部委专门成立了一个跨部级督察小组，通过向地方派驻督察员的办法，全程监控项目资金的运行情况。应该说，这样的设计和安排一定会收到相应的效果。但是，也应当看到，这种自上而下的监督仍然属于自体监督的范畴，有其天然的局限性。要真正实现资金的万无一失，必然需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全社会的力量一起来监督。

　　社会监督的前提是公开和透明，没有4万亿投资方案的信息公开，就谈不上对这笔资金的监督。让公民成为知情者，才能换来全社会都成为监督者的良性结果。4万亿事关廉洁与道德，更关乎宏观经济的复苏步伐。从这个角度看，一项公民权利的兑现与整个国家的福祉与利益紧密相连，严义明们的努力不仅仅是为公民权利的请命。在这个意义上，政府部门的回应就更加让人关注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