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宁

　　昨天,早报在A24版刊发了“杭州市公务员一成薪水或发消费券”的消息。

　　在扩大内需中，由政府发放针对特定消费群体消费券的做法，经成都市率先尝试后，旋即为不少城市效仿，如是，普遍意义上的消费券发放已成旧闻。杭州拟将消费券发放对象群体扩大到公务员阶层，发放形式以公务员部分薪水改发消费券来实现，倒依然属于抢眼新闻。新就新在这个做法一旦采用，在国内还无先例。

　　受上述消息“刺激”，早报评论部昨日收到不少学者、读者的来稿来信，有人批评该设想“乱点鸳鸯谱”；有人认为这是以形式主义思维来拉动内需，拍脑袋、想当然；也有人将该设想置于合法性层面，质问一旦这么做是否有法可依；学者的来论则更多表达了对大范围发放消费券可能引发通胀的担心。

　　我们以为，利于拉动内需的政策，只要涉及对象从社会法人扩大为自然人，那就成为公共政策，因而由此引发“公民表达”，不管表达者是政策的受益人、受损人抑或不相关者，都是允许且值得鼓励的，因为各抒己见、参政议政，直至不同声音的争论和交锋，正是培育、参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题中之意。鉴于扩大内需正是眼下刺激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早报有责任就此热点议题表达一己之见。

　　首先——也是前提，该设想由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在该市消费券使用情况专题会议上率先提出，先考虑在市领导中试行，然后视情况在全市公务员及事业单位普遍推开，信源权威性当不存疑义。鉴于市委主要领导倡导此事，至少在小范围内作一尝试并非没有可能。

　　其次，以成都为开头炮，也包括杭州在内，前期消费券发放对象主要集中于辖区内城乡低保群体、民政抚恤对象以及其他困难群体。由于向这类群体发放消费券需要动用财政资金，发放范围、次数、数量必受支付能力掣肘。近期不断有声音主张全民发放消费券，尽管其情可鉴，但论者明显对国情不甚了了。现状如是，以消费券来拉动内需之政策效果不够明显，由于内需地域特性很强，与地方税收关联度极高，故为此着急犯愁的杭州市领导才会想到这一招。

　　作理论分析，此招的好处是既不用增加财政支出，又可继续借力消费券的使用时限来拉动内需，因而，在一定范围内作个尝试未尝不可。不过，这个尝试也会面临操作难题，若事先设定消费券购买范围，譬如只能购买中高档非日常用品，其拉动内需之作用当比较显著，但如此一来，麻烦却随之相伴，一言以蔽之，情、理、法三个层面都说不通，公务员和事业人员两个群体也肯定不乐意。而如果消费券不作购买限定，譬如允许公务和事业人员用消费券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其实际效果对内需并无拉动。识者明白，日常消费属生活必需消费——即刚性消费，故用现金或用消费券之效果并无二致。所见，该设想可试但作用有限。

　　基于对当下内需不振成因之研判，早报以为，眼下要拉动内需务必投入“真金白银”。具体说来有两层主要意思：

　　其一，继续加大向困难群体发放消费券的财政投入力度，所需资金只须做点“减法”便一点都不成问题。一减行政办公经费、二减“三公”挥霍，省下的钱用于向困难群众发放消费券绰绰有余。

　　其二，拉动内需尤须打开行政视野从消费券中跳出来，先问一问多数百姓为何捂紧口袋不敢放手消费？老生常谈，要害有四，依次为：养老保障缺乏、看病贵、子女教育不堪重负、高房价——归结为一句话，就叫对未来缺乏预期。所以，既救急又兼顾长远，更须加大“真金白银”的投入，加快偿还历史形成的民生欠账。至于钱从哪儿来似乎是个问题。但仅每年八九千亿的“三公”挥霍一项，哪怕只减少一成，其盘子也比迄今为止全国已发放消费券面值的总盘子要大得多。至于拉动内需之收效，在基本解决了普通百姓后顾之忧后根本不用担心。因为，普通百姓尤其是低收入及低保障的多数老百姓，向来就是中国经济最大的潜在消费主体。当务之急是，拉动内需的政策杠杆向哪儿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