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楯

　　中国何时能从视“群体性事件”如洪水猛兽，到视其如春去秋来般正常，则标志着中国已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国家了。

　　不久前的一次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一种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新表述颇引人关注。这种表述明确提出：“一旦发生了突发性的群体事件，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到第一线，直接到群众中去面对面地做解释和说服工作，不能领导干部躲着不出来，就让公安部门、警察到第一线去。”、“除了发生打砸抢烧这些不幸的情况之外，原则上不能动用警力，应该由党委的各级干部到第一线去做好群众工作，化解矛盾。”

　　讲这话的是代表中国党政领导机构解读最新官方文件——《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并回答记者提问的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

　　民众有集体诉求是常态

　　在过去很长时期中，“群体性事件”在中国一直用来表述党政领导机关所不希望发生的民众集体行动。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走来，“群体性事件”是专指“计划”之外的。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计划”之外的当然就是不好的。转型开始后， “群体性事件”又与“不安定”相联系，当把“稳定”作为第一要义时，与“不安定”相关联的，当然也被认为是不好的。

　　但如果变换视角，注意到中国改革的目标最终被确定为，走出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中共十四大)和法治国家 (中共十五大)；中国称自己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目的当然是希望自己也“发达”。而在市场经济国家、法治国家、发达国家中，“群体性事件”被认为是常态的，在法治框架内，它不影响继续发展，也不影响安定，相反，不同的诉求都可以表达出来，使整个社会知道问题所在，通过预设机制，形成新的利益协调和平衡，正是社会稳定的一种制度性保障。

　　中国何时能从视“群体性事件”如洪水猛兽，到视其如春去秋来般正常，则标志着中国已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国家了。

　　政府和民众思想都应转变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政府遇有“群体性事件”，还会检讨一下是否有官僚主义存在；后来讲阶级斗争，遇有“群体性事件”，会认为幕后有“黑手”(有阶级敌人操纵)。那么，今天的“群体性事件”主要是些什么呢？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解读的中央文件讲得很清楚——即：由“农村征地、环境污染、移民搬迁、集体资产处置等引发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这些，有多少是因境外敌对势力对我们的渗透而造成的呢？有多少是反党反政府的呢？应该说不可能完全没有，但数量极其有限。我们现在已进入了信息公开的时代——《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去年5月开始实施——按公开的信息看，一年也没有几起。

　　那么，“群体性事件”——民众聚集在一起，究竟要干什么呢？他们当然是要表达自己的某种诉求——要从自己的利益、主张出发，去反对另一种被他们认为是有害自己利益、有违自己主张的行为。这种诉求为什么要聚集起来表达呢？因为他们相对另一方往往是弱势。

　　从中共中央的文件可以看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征地、污染、移民等，大抵不应是政府行为(在市场经济社会，遵循宪法，政府只在“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的有限情境下才会征地、移民)，导致政府过多地涉入征地、污染、移民等事项的，是一些政府官员沿袭了过时的旧做法，仍然要自己直接抓经营性项目；或者是沿袭了过时的旧思路，认为民众反对企业就是反对自己，忘记了政、企早应分家。

　　对待“群体性事件”除党政官员亲临第一线，“无暴力”发生警察不涉入外，还应做到信息公开，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有备无患，以及有一整套化解社会冲突，疏导公众情绪的具体规制和做法。

　　官员思想转变的同时，民众的思想也须转变，要能理性地对待问题的解决(不是自己的愿望都是合理的，都是可以实现的)。只有在法治的框架内行动，才是正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