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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文怀沙的真实年龄 国学大师的荒诞人生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2月19日08:23  人民网
李辉:文怀沙的真实年龄国学大师的荒诞人生
近年来,被称为国学大师的文怀沙在媒体频频亮相。

  作者:李辉 (北京 学者)

  三个疑点

  这些年,特别是进入新千年之后,文怀沙先生频繁亮相于电视、报纸、网络各种媒体,故事越讲越生动,名头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了。 

  在各媒体发表的自述或专访中,此公生平的耀眼传奇引人注目者,主要有三点:一,自称出生于1910年,故今年已被媒体称作“百岁老人”;二,自述“文革”经历,系因被打成“反革命”而锒铛入狱,同时,又因写藏锋诗“反江青”而被视为“英雄”。三,被誉为“国学大师”、“文史大家”、“楚辞泰斗”。

  事实果真如此吗?

  1910年出生,还是1921年出生?

  近些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或演讲中,文怀沙都自称为九旬老翁,年表中所写出生时间为1910年1月。但我所了解的情况,却大相径庭。

  自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退休,文怀沙工作过的单位与呆过的地方主要有三处:1.1953年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2。约1953年调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现与中央实验话剧院合并为中国国家话剧院)任剧本编辑;3.1963年底入狱劳教至1980年释放回原单位,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离休。

  据查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本花名册,文怀沙的出生时间填为“1922年”;据中国国家话剧院记录,其出生时间填得更为具体:1921年1月15日;1963年12月被判劳教时,年龄记录为“43岁”,推算一下,出生时间也在1921年初。三处记录的出生时间虽略有差异,但相差不到一年。

  当年社会,尚无六十岁退休之忧,似不必把年龄说小。与如今的讲述相比,当年相对严谨的档案记录无疑更为可信。因此,有一点可以明确,即:在2009年的今天,所谓“百岁”老人,真实年龄应是88岁左右。

  年龄虚报近一轮,是为了便于给早年经历加上一个又一个耀眼光环。

  突出的一个光环:文怀沙多次自述中称章太炎是其老师,故与鲁迅是前后弟子。 

  据查,1934年秋天,67岁的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1936年6月14日,病逝于苏州。但在1963年文怀沙的劳教记录中明确写到,他是“1941年上海太炎文学院肄业”。如果他出生于1921年,1936年才15岁。另外,章太炎去世之后,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是否继续办,文怀沙“肄业”的“上海太炎文学院”与之是什么关系,是否为同一学校?也有待考证。即便是同一所学校,也应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苏州迁至“孤岛”上海。按此时间推算,当文怀沙入学时,章太炎早已去世,又如何见过?

  另有一个光环:相关年表写到,1928年18岁的文怀沙,“受聘担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授,后任上海剧专教授”。按1921年出生计算,这一年他才7岁,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身担此任。

  由于年龄提前了近12岁,抗战期间的经历也就容易丰富得光芒四射了。如,其年表所记:“一九三八年 二十八岁秋,于重庆作《听雨》诗 :‘滴滴更丝丝,江楼听雨时。一灯红豆小,此夕最相思。’柳亚子评曰‘诗出王摩诘而胜之。’”实际上,此时他还在上海念书,只有17岁,如何在重庆与柳亚子交往,得柳亚子如此嘉评?

  年近九旬之翁,美髯飘动,步履轻盈,思路敏捷,皮肤滑润,已相当了不起,足可夸耀,大可不必多说一轮十二年。虚拟年龄,于天,于父母,似均为不敬。如果仅仅限于自家庭院,别说虚增十二岁,就是自称二百岁、五百岁,也是个人之事,不必较真。但是,如果以 “百岁”之假,行大做商业广告之实,对消费者无疑有误导和欺骗之嫌。一旦进入文化史范畴,人际交往与学术轨迹就非一己私事,那就更有必要细加订正,予以澄清。

  到底为何入狱?

  文怀沙的“文革”经历,特别是多年牢狱之灾,受他的自述影响,媒体的不同版本大同小异,故事神奇,绘声绘色,被渲染为英雄般的壮举。

  关于其入狱原因,一篇报道说:“文怀沙曾经在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老右派’,因为在一次公开场合说了鄙视江青的话,于是被抓到秦城监狱,之后又被流配到西北。” 另有一处报道称:“在1974年,文老曾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

  这些叙述都不符合史实。

  首先,文怀沙不仅从来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相反,在批判“右派分子”时表现得十分积极与激烈,吴祖光先生在生前曾多次对人说过,他对在“反右”中最不能原谅的人之一就是文怀沙。剧作家杜高先生,五十年代与文怀沙同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作为“吴祖光小家族”中的主要成员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回忆说:“在1957年批判吴祖光和我的大会上,文怀沙表现得非常积极,慷慨激昂。他指着吴祖光的鼻子说:‘你就是现代的西门庆,专门玩戏子。’他这是拿吴祖光与新凤霞的结婚说事。当时把我们气死了。”(2009年2月10日与李辉的谈话)

  其次,所谓“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1974年因‘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的说法,同样不成立。

  在北京文化界,知情者都清楚,文怀沙早在“文革”爆发前的1963年年底,就已经被判处劳教。其罪名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其它原因。

  据知情者回忆,逮捕文怀沙的宣判大会,1963年年底在东单的青艺剧场(90年代因修建东方广场而拆除)举行,青年艺术剧院的不少人都参加了那次大会。查阅史料,他的罪名定为“诈骗、流氓罪”(其罪详情为: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称与周恩来、陈毅很熟,与毛主席谈过话,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先是判处劳教一年,1964年5月正式拘留,后长期在天津茶淀农场劳教,劳教号码:23900。他从来没有关押在秦城监狱,直至1980年4月解除劳改。没有听说他的劳教是冤假错案而得到平反,但他的年表如今却写为:“1978年,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被释放。”

  由此可见,“文革“期间文怀沙并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入狱,也没有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关于文怀沙在“文革”中的经历,叙述得最生动的莫过于写藏锋诗“反对江青”的勇敢之举。这一故事的版本甚多,大同小异,取其中之一如下: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梁效”这个名字,这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帮“四人帮”说话、发表言论、攻击对手的写作班子,正好梁效写作班子缺人手,一个朋友想要搭救他,就让文怀沙给江青写一封信,表示悔改和感恩,若能成功,这个朋友将会帮助文老结束监禁和劳改生涯,并且可以进入梁效写作班子,生活待遇也相当优厚。文怀沙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赶到西北,希望儿子能够在绝境之中服个软。文怀沙那时正在生病,躺在炕上,望着母亲蓬乱的头发、消瘦的面容,心中万分难过,但他还是说:“妈妈,我不能写啊,我不能违心啊。”母亲没有再说下去,只是叮嘱儿子别往枪口上撞。当时文老满怀心酸地点了点头,但没过多久,文老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实在看不上眼,忍不住写下这样一首诗“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其中每句第六字连起来读乃是“龟主江青”。当时江青看后随手就把这首诗扔到了沙发上,可能觉得没什么,这一点却被王洪文看出来了。 

  故事实在太生动了!无法考证其真实性。让人生疑的是,按照当时他的处境,即便真有此诗,又如何能到达江青之手?他又如何知道江青将之“扔到了沙发上”,她没有看出这是一首“藏锋诗”,王洪文反倒看出来了?

  关于这一“英雄”般的吟诗行动,徐晋如先生在其博客《士林见闻录》中有云:“又谓其在狱中拒入梁效,且报以诗云……此诗每句第六字连读,则为‘龟主江青’也。据云至今悬于文家书房。然此事纯系文氏自造,卽古史辨学派所谓层累之历史也。”

  我赞同徐先生的判断。

  层累历史固然可以为编造者增添光环,但我们如何告慰那些在“文革”中真正受到迫害的英雄们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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