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庞贝

　　2月5日，奥巴马宣布了对华尔街的限薪令，次日，中国版的限薪令也应运而生。这样高的效率无疑值得肯定，虽然存在280万元的上限是否依旧过高的争议，但有关部门的行动，确实让民众的心里得到了一丝安慰。

　　不过，一个令人尴尬的现象是，据2月18日《信息时报》的报道，2007年中行、工行、交行、建行等14家金融上市公司的企业负责人的年薪，并没有达到规定的上限。而民生银行、深发展、中国平安等高管年薪较高的金融机构，却并不在规定中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之列。显然，这又是一个涉嫌落空的限薪令，因此而起的欢欣鼓舞和激烈质疑无疑都被摔了个结结实实。

　　有关部门似乎没有把问题搞清楚，便急于推出了限薪令，显然这跟高效搭不上边，或者说叫“仓促上阵”可能更准确些。因为，衡量一个政策的优劣，人们可能更看重的是实效。如果，不能让限薪令名副其实，则完全有可能引发民众对高管薪酬今后会否向280万元的上限靠拢的担忧。这种“运动式”行政命令导致的典型后果，不仅将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企业高管薪酬较高在世界上都很普遍，并非中国的个案，决非一限便能了之。限薪令涉及的企业多数都实行了现代企业制度，有健全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也就是说，有关部门应该做的或许不是人为地规定一个数额，而是理顺薪酬的形成机制，使其合理、透明，并且要与该高管任职期间企业的发展状况相对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只做表面文章，原本就解决不了问题，落空的结果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时下人们比较反感的，不单单是企业高管赚得太多了，更是部分企业高管收入的不透明。他们不明白的是，不少垄断企业的巨额赢利本来和高管自身的能力关系并不大，可这些高管却堂而皇之地握有高薪；有些企业的业绩明明已经下降，可高管的收入却不跟着下降。也就是说，人们更关心的是一个有关公平的问题。如果限薪令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效果，反而造成了高级人才的流失，那限薪令这个大棒就打错了地方，犯下了又一个大错。

　　限薪令的无的放矢，除了有关部门行政能力缺乏的原因，还与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高度行政化密切相关。把中国足球搞得一塌糊涂的谢亚龙，摇身一变，成了中体产业的肥缺掌门人。这一事实说明，企业高管和政府高官这两种角色随时都可能发生转换，或许这才是最令人担心的制度困境。

　　暂且不论谢亚龙的薪酬会翻几番，因为中体产业的股东和员工们最关心的，首先是谢亚龙能把企业带向何方。很显然，在有关谢亚龙的任命上，我们似乎没有听到中体产业的董事会和大小股东的声音，其实，这也是时下绝大多数央企都必须面对的现实。而在这个现实没有改变的前提下，在从企业内部发出的声音还十分微弱的背景下，限薪令的出台和落空都不会令人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