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达林

　　现代社会，程序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往往重于实体结果。正是程序之治造就了人们对规则治理的信赖。所以，对于一起特别事件，在证实和证伪同样困难的情况下，人们对于达致真相的程序就十分关注，并将其公正性与真相的可信度直接相关联。

　　云南一青年在看守所因“躲猫猫”受伤、不治而亡一事发生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和网络舆论聚焦。19日下午，云南省委宣传部网络发布公告，称将会同相关部门组成调查委员会，其中包括网民和社会各界人士代表10名。晚22时许，官方公布了调查团名单，由相关部门人员、媒体代表和网民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代表组成，共15人，于20日启程前往事发地调查。

　　浏览这份公开的名单，15人中官方只有4人，更难得的是调查委员会的主任和副主任都是由普通网民担任，这显示出云南官方在调查上具有强烈的“避嫌”意识和追求程序公正的勇气。

　　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发端于网络的争议事件，要平息汹涌的网络舆情，仍需借助于网络。事实证明，正是网民对“躲猫猫”真相的质疑和期待，才将发生在边陲小镇的事件烘托为一件全国关注的社会焦点。现代社会，人们绝不能容忍对事实真相的隐瞒，所以在第一时间，舆论就近乎一边倒地认为，“躲猫猫”舆情井喷源于公众知情权受阻。

　　真相不可瞒，民意不可欺。既然汹涌的网络舆情发乎网民们对真相的怀疑，那么平息纷争的最佳方式，就是以公正的程序还原真相。以往的经验表明，由官方单方面展开的调查，无论是在程序的公正性还是结果的正义性上，有时难以赢得民众尤其是网民的认同。从去年的“打酱油”、“做俯卧撑”到这次“躲猫猫”，同样的网络热词酿制过程，同样的舆情发生机制，都折射出网络草根对于公共事件中官方调查结果的不信任。鉴于身份的嫌疑，官方公布的调查结果即便不带有任何偏见，也未进行任何“选择性删节”，也仍然难逃被人猜忌。这种应对方式不仅难以平息原有的舆情井喷，反而容易将调查部门自身牵扯进来。而之所以出现这样适得其反的效果，根源乃在于调查程序的公正性缺失。

　　现代社会，程序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往往重于实体结果。生活中的常识显示，很多人对于正常排队下未能买到所需物品并不气愤，但对于他人的插队行为往往表示出极度的愤慨，即便他能顺利买到自己的东西。因为无论是对于结果公正的保障，还是对于优良秩序的维护，都依赖于“看得见”的公正程序。正是程序之治造就了人们对规则治理的信赖。所以，对于一起特别事件，在证实和证伪同样困难的情况下，在公众心存怀疑又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知真相的情况下，人们对于达致真相的程序就十分关注，并将其公正性与真相的可信度直接相关联。

　　所以说，在应对网络舆情的考验中，官方给出一个真相并非全部内容，关键是如何以“看得见”的方式给出真相。甚至可以说，向公众呈现真相的程序一旦实现了公正，那么也就平息了一多半的质疑。把握住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云南省委宣传部为何把原计划的4名网民和社会各界人士代表放宽了一倍。

　　由此我们也不难预测，虽然舆论对于后续调查仍会出现些许质疑，但至少在程序上，官方征集网民参与调查是一种让所有网民“看得见的方式”，凸显出身份避嫌的程序正义价值。我们更期待，这种对于网络草根舆论的重视和援引，能够成为各地政府在处理舆论事件时的新思维、新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