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洪波(资深评论员)

　　《新快报》2月22日报道，中国政法大学何兵教授在广州演讲，建议小摊贩合法化，以解决就业，消除制度的内在紧张。何兵教授的建议应该得到积极的回应。近些年，小摊贩一直是城市街面整治的重点对象，这种整治也是街头暴力的重要来源。几乎在每一个整治的现场，城市管理行为都产生了“向背效应”，被整治的摊贩成了同情的对象，而管理执法陷入“不被理解”的处境。

　　城管执法之所以“不被理解”，容易出现暴力，根本原因不在于城管执法比别的执法更加粗野，而在于城管执法处在与社会情感与要求背离的境地，这种处境决定了执法的困难，而“严格执法”的要求则将城管执法行为推向“偏向虎山行”的状态。

　　城管执法之所以容易引发矛盾，根本原因不在于城管队员个人素质的高低，而在于城管队员所执行的法规不合理地定义了一种非法行为。小摊贩在城市管理制度中处于不合法状态，而就其谋求基本生存的意义而言则具有天然的合法性。

　　总体而言，城管队员并非坏人，并非先验地站在小摊贩对立面的人，他们只是法规的执行者。不合理的城管法规使一个人成为城管队员时，就必然地站到了与社会情绪相对立的位置，他们要取缔和处罚的，是那些迫于生计的人，而这些人艰难的谋生行为在社会上广受同情。这种同情是正常的，因为它是人心柔软和温暖的一个证明，是社会拥有人道与仁爱的一个表现，请设想如果一个社会失去了对迫于生计者的同情，那会是何其冷酷。

　　何兵教授在演讲中表示，城管不仅承受着公众的不认同，而且八成城管队员对自己的职业缺乏认同。这就是说，在内心里，多数城管队员否定了自己职业的正当性，由此可以说，城管人员在很大程度上也仅仅是因为生活的需要，不得不做出自己并不认同的行动。他们的执法行为，降低了自己的公众评价，甚至失去了亲友乃至子女对他们的尊敬，并且可能使自己陷入良心的折磨与自我认同的困扰。

　　何兵教授认为，城管与小摊贩的追逐，自1957年割断“资本主义尾巴”之时即已开始。我认为这一历史追溯多少有些凿空。应该说，那一轮小摊贩的消失，只是“社会主义化”的内容之一，只是对私有观念、私有财产进行全面否定的表现之一。而随着拨乱反正、市场开放，私人财产的创造与拥有已经获准，某种程度上受到鼓励，小摊贩也曾经被放开。现在小摊贩成为整治的对象，具有不同的含义，小摊贩是因为城市对秩序和形象开始变态的追求而成为整治对象的。小摊贩不被容纳，不是因为个人不允许求取利益，而是因为这种“低层次”营生被认为给城市街面秩序造成了影响。

　　本来，在发展中国家，城市街头有着为数不少的流动摊贩既是自然的形态，也是经济生态丰富性的表现。在中国，这却往往作为落后和混乱的表现被鄙视，街头营生、低排量的汽车以及其他使人无法与“发达”景象联系起来的东西，都受到限制或者清除，流动摊贩被整治不过是其中最容易引起摩擦的一个局部而已。

　　解放小摊贩，不只是为着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不只是能够使城管人员获得解放，而且是还回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本来形态，证明城市容纳不同境况的生存者之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