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鹏

　　“躲猫猫”事件本身的争议还远远没有结束，网民及社会人士组成的“躲猫猫”民间调查又掀起了新一轮的关注高潮：七八成的网民，对于这次由云南省委宣传部发起的调查活动及得出的《调查报告》表示强烈质疑。(2月23日《郑州晚报》)

　　尽管几位参与者掷地有声地声明“我们不是‘托儿’”，可他们还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自2月19日公布《关于参与调查“躲猫猫”舆论事件真相的公告》，到2月20日深夜网民调查报告出炉，相比官方严格的调查程序，一天时间还是稍显仓促，所以，这份调查报告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也不奇怪。可以想象，在网民无限期待中，如此结果显然辜负了民意，被质疑和批评也在情理之中。

　　且不要先责怪调查委员会。细查可以发现，因为组织程序的粗放，调查委员会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比如，2月19日《公告》中起初竟出现 “到1月19日晚上20：00截止”(应为2月19日)的笔误，可见多么仓促草率；比如，代表名额从4名最终增加到了10名，可见多么随意；比如，之后也证明代表中有组织者伍皓先生QQ群里的常客，可见多么失衡；更糟糕的是，伍皓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确实也没有想到会有一些不可逾越的法律障碍”，可见多么“不专业”……

　　就伍皓所言的“法律障碍”，应该说，这不是公安、检察机关的不配合和刻意制造麻烦，毕竟，在法治社会里，没有得到任何授权的组织当然不能开展涉及司法调查工作。调查委员会这一“法外组织”虽然肩负公民监督权的重任，但主动介入似乎还需要打通制度障碍。组织者事先却根本未曾设想这一“常识”，的确够雷人的。还不得不提的是，在“有罪推定”的网络环境里，没有寻找到与网民预设结果相匹配的证据，调查委员会就一定无法逃脱被质疑的境地。

　　至此，调查委员会只能面对“无功而返”的结局，这是谁的责任？

　　从目前看来，显然不能苛求调查委员会能够得出所谓的真相，这超出了他们的能力和权限范畴。而公民监督权、参与权的保障，还需要寻求更加多元的路径选择，不可能时时事事都要通过启动网民调查委员会来寻求真相，从“躲猫猫”调查委员会提供的经验和教训来看，其社会成本太高，还要承受包括来自社会不理解的抱怨与非议。

　　其实，比寻求真相更为重要的，是对真相寻求过程的追问，我们欢迎云南能够如此善待和接纳网民，这是对真相最真诚的态度。今天，网民调查委员被推向了被质疑的地步，这应该是在伍皓等官员的初衷之外，但似乎却在情理之中，这到底是谁的责任？作为组织者，是应该反思和汲取教训了。我们也希望，这一次的反思和教训，能让下一次类似的“民意调查委员会”规避陷入同样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