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威伯

　　云南省在第一时间组成“网民调查团”，这是一种积极的姿态，因为网民的视线通过网民代表而深入到了现场，“我在场”或“我们在场”本身就是价值与意义。

　　“躲猫猫”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有网友质疑“网民调查团”调查过程如“走秀”时，法律界人士却提出更大的质疑，指出宣传部们组织网友进入看守所调查，从形式上已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而对于迟迟无法揭开的事件真相，云南省委宣传部与云南省检察院昨日均向记者表示，检方的司法调查尚在进行中，会尽快将调查结果对外公布。(2月24日《新闻晨报》)

　　在第一时间，云南宣传部门通过网络征集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让网民代表直接到案发地现场，以获得他们希望获取的信息或真相。无疑，这是一种积极的姿态，无论是作为一种危机公关，还是作为一次舆论引导，都开风气之先，因为网民的视线通过网民代表而深入到了现场，“我在场”或“我们在场”本身就是价值与意义。当网民代表接触到了一线的公安干警、接触到了有关检察机关领导与宣传部门领导，会有各种提问与交流，而这些交流与提问，正是无数网民想听到与看到的。

　　但是，由于这次网民代表进入事发现场，是“有限”进入，他们看到的现场是被限定的，并没有与看守所内其他被关押人员接触，它唯一的作用是将网民的视线带到了现场，而它对真相的了解或形成真正有价值的报告，则不可能，原因很简单，其一是有关方面并没有提供事发之时的录像，其二是网民不可能接触与事件相关的责任人。

　　云南省委宣传部门尊重网民情感，为网民进入现场开了先例，这本身就具深远的意义，但同时也要看到它在程序规范方面的不够完善之处。

　　首先，云南有关方面给网民代表的期待过高，如果事先网民代表就知道不可能看到录像，不可能接触相关责任人，认识到到现场了解真相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可能网民代表会提前与有关方面协商，以获得更多的机会与条件；其次是网民的遴选，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网民直接通过电话向宣传部门报名，由宣传部门定名单，这样网民代表的身份与公信力就成为下一个被质疑的问题，如果宣传部门将遴选权委托给法律类网站或论坛，使网民代表更具专业性与公开性，这样的代表就会更具公信力。

　　所以，我们更希望看到将网民代表纳入常规的媒体或公民代表行列，仅仅对网民网开一面，只化解来自网络的压力，意义与效果也是有限的。

　　网民代表进入现场，本质应该是公民进入现场，也是媒体进入现场的问题，“网络、网民”只是一个概念而已。

　　□威伯(北京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