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商汉 圆明园的梦魇直到今天都没有从中国人的记忆中散去。最近在法国出现的两尊圆明园青铜兽首，把中国人又一次带回了那个噩梦般的年代。在被殖民的近代史与快速崛起的现代化揉杂在一起的时候，圆明园的兽首回归，似乎就成为了我们摆脱屈辱的一种最直接方式。

　　的确，在整个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近代史中，大量代表着中华文化精华的历史文物被以各种方式流失海外。有的是因为战争的掠夺，圆明园就是典型的例子；有的是因为缺少保护，比如令人心碎的敦煌文物被斯坦因与伯希和低价掠走；有的甚至是内外勾结，假手于人。这些都是与中国历史联系在一起的，本身也是历史一个无法割裂的章节。

　　因此，当我们面对圆明园的兽首在海外被高价拍卖时，心中的愤怒也自然可以理解。但回购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这就等于殖民主义者在进行第二次掠夺。通过武装手段完成第一次掠夺之后，这些文物堂而皇之地被摆在殖民主义者的博物馆中；如今又被高价进行拍卖，一旦文物原主高价回购，这就等于再一次向殖民主义交纳赎金，与二次掠夺无异。因此圆明园管理部门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有一定的道理。

　　至少到目前为止，从各国文物的流转来看，世界上只有两种“夺宝奇兵”。一种是在殖民主义的过程中，用低价购买、侵吞甚至是强抢的办法将发展中国家古代文物占为己有，美国电影《夺宝奇兵》中就反复出现过这样的情节。而另一种则是民间组织在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各种渠道发出强硬的声音，并且根据国际统一私法协会“被盗文物的拥有者应当归还该被盗物”的基本规定和补充条款进行运作，才能够真正有可能实现文物的回流。我们既没有殖民他人的历史，民间组织的建设也才刚刚起步，因此在文物流转中空有愤怒而无具体实效。

　　因此，在圆明园文物回国的问题上，我国应该有更多的民间组织，通过公共外交途径发挥自己的作用。因为一个国家只有强盛，才能够寻找回完整的记忆。而国家的强盛并非通过单一政府的强势体现出来的，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民众的历史意识、时代意识上。历史意识帮助我们建立一种健康的大国观念，而时代意识确立民众在国际体系中的独立角色和独立作用。今天的文物回流，恰恰是证明多元强势的一个机遇。

　　历史不能二次赎买，承载着历史记忆的文物却总是经历坎坷命运。文物的悲情，往往始于民族的悲情，而文物的幸史，也伴随着民族的幸史。但这种幸运，却需要更多的“夺宝奇兵”来实现。在等到漂泊异乡的国宝获得一个稳定渠道和共识的时候，才有可能回到祖国的怀抱。那时候，我们的历史悲情才能够大致成为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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