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聃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以高票通过《刑法修正案(七)》。在回答记者有关该修正案之“人肉搜索”内容的提问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胜表示，“人肉搜索”的概念涉及到它的界限如何限定，这些都还是研究和讨论过程中的问题，因此“人肉搜索”暂不入罪。(3月1日《京华时报》)

　　自进入公共空间和公众视野那天起，“人肉搜索”就一直以“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双面形象出现。在无所不及的“人肉”之下，它既是道德和正义的化身，也“不自觉”地戕害着当事人的名誉权和隐私权，游走于道德和法律的边缘。然而面对愈来愈强烈要求将人肉搜索定罪的舆论诉求，《刑法修正案(七)》却因概念模糊、时机尚不成熟为理由，“暂不入罪”，无疑体现出一种可贵的立法分寸感。

　　从“人肉搜索”自身而言，它仅是一种网络搜索信息的技术手段。这种人机结合的搜索方式，本身并不存在善恶美丑。“人肉搜索”的恶名，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过来自于几个“网络通缉”的恶例。况且，“人肉搜索”还只是一个新生事物，在其快速发展态势面前，立法不可避免存在滞后性——恰如郎胜副主任表示，“人肉搜索”还只是个模糊概念，其发展趋势尚难预料。即便将其入法定罪，法规约束又怎能步步紧跟一日千里的网络发展呢？

　　而且“人肉搜索”牵涉的法律领域内问题，比如名誉权、隐私权、言论自由，其规范以及救济路径，在现有的各种法规里都可找到相关对应内容。而立法本就需尽量避免与现有法规形成“交集”，从而造成立法浪费。在人肉搜索无法成为被执法主体、概念模糊以及存在与现有法规重合可能的现实语境下，“人肉搜索暂不入罪”的决定，就有了立法分寸感的价值偏好和价值立场。

　　事实上，不将“人肉搜索”拉入法制框架内，不用一个新的罪名对其进行强力制裁，并不代表就无法对其进行约束。我们可以多管齐下将“人肉搜索”规范在道德和法律的能容范畴内：譬如合理充分运用好适用于“人肉搜索”行为的现有相关法规；譬如加强行业自律和网民的教育引导工作；又比如通过技术手段对“人肉搜索”的合理或违法性进行甄别，并加以相应鼓励或限制——说到底，这其实也透着一种分寸感，即以尊敬法的精神、远离立法依赖症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