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晶

　　1840年的伦敦是一个怪兽般的城市：街上污水横流，肮脏不堪；金钱欲在人很年轻的时候就腐蚀掉一个人，让他的心变得冷酷；卖淫相当流行。1840年的巴黎也同样是被悲惨笼罩的城市：法国大革命刚刚过去50年，恐怖政治和暴民的影子在巴黎处处只容一人通行的小巷里群聚，酝酿下一次镇压和暴动。

　　但是，在社会大众层面的堕落和悲惨之外，欧洲拥有中华帝国无法比拟的工业，扩展的野心，和比枪炮更有力的、凝聚一心的现代民族主义。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被焚毁的圆明园就成为了历史的多重隐喻：它的富足和华丽象征着中国的优秀，而毁灭它的欧洲人，却在贫瘠、野蛮的同时，又是国际公法和规则的制定者，现代文明形态的先驱。他们是现代民族主义的缔造者，却又在今天呼吁着世界防范中国的民族主义。

　　对中国来说，西方的这一双重影像从来都是难解之谜，不甘心也就在这里：“凭什么？你们本性野蛮，国土贫瘠；若不是靠枪炮和毁灭，又怎能在全球推行你们的规则，以你们的文明标准为主流标准？”对圆明园兽首的争夺，只是一则在中国现代工业与经济发展背景下的政治性的隐喻：这是重申国家的尊严，对历史不公正的判决的上诉。因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在心中默默保留了一个被侮辱的祖先。

　　不知是谁，将19世纪英法贫穷、悲惨的贫民、农民与失业者投入了中国；不知是谁，将圆明园摆在了他们面前。这些昨天城市里劫掠的流氓、失了土地的农民、往日的被践踏者，突然发现自己站在圆明园辉煌的皇家园林面前时，一切都已经注定了。法国史学家布利塞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是一部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细致记述。他提到，士兵们起初按照命令，一切保持原样。但当第一个人经受不住诱惑开始抢劫时，所有人都突然陷入了欲望带来的集体疯狂。没有人是天生的强盗，没有人是天生的受害者。那些士兵本是值得可怜的穷苦人，但当诱惑来临时，一切都被无可挽回地决定了。

　　时间前行一百五十年。今天的欧洲早已不是我们在历史文卷中看到的野蛮的景象，平等与自由的梦想，已经在欧洲繁衍。事实上，历史仍然做出了判决，而旧欧洲已经被惩罚了两次：一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民族主义，这把欧洲用来对付中国的利剑，已经将旧欧洲自己砸得粉碎。从德法边境几千公里的战壕、凡尔登的绞肉机、到将德累斯顿变成火城的火焰风暴，以及完全被炸为废墟的布雷斯特和旧伦敦，欧洲已经死了一次，又复活了。

　　中国也是。中国有了傲视全球的经济增长，有了国际上的地位。不同的是，经过了多次革命，中国还没有完全从祖先的阴影中走出。或者说，中国全力发展的心理动机，还是建立在“落后就要挨打”、重新强盛并向历史讨回公正的基础上。

　　但是历史并不因道德优势而青睐复仇者。

　　我并非鼓吹忘记悲情、忘记历史；相反，我认为我们可以有一种除了耻辱与复仇之外更深刻地看待历史的方式，用更深厚的胸怀来容纳伤痕。只记得住仇恨，或只有非敌即友观念，都是不成熟的。今天是民主与自由的时代，夹杂着重新繁荣的胜利感的民族主义狂热并不会带来掌声，而只有惊疑的目光和愤怒的对抗。而这，恰恰是我们被世界所理解的阻碍。

　　我们已经在物质上实现了现代化，我们还需要更符合这一时代的现代精神，才能再次成为一个可与我们的祖先的辉煌相提并论的伟大国家。

　　□王晶(留法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