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裴钰

　　全国政协委员倪萍说，“山寨”风刮得太猖獗，“山寨文化”假的多、复制的多、盗版的多，要求从法律上和行政上采取手段，立法制止，同时从舆论上给予制止。(据3月4日《新京报》)

　　我是坚决反对山寨文化的，但我也坚决反对用立法的方式来禁止山寨文化。在文化讨论中，一方借助司法的强力来扑灭论敌的观点，倒也省事。可是，这种做法并不符合现代人文的原则。“山寨”作为一个文化现象，需要用争鸣、辩论、行文、著书等文化的方式来对待，文化领域有一条看不见的边界，刚性的司法手段需要慎入。

　　司法和文化到底该如何和谐相处，而不会彼此越界呢？具体到山寨这个问题，我想这个“边界”，就是山寨的“商业规模”。在2007年，在我国的深圳，中、美、日等国家，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刑警组织一致通过了《深圳宣言》，这个宣言明确指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严重侵犯了权利人的合法权利，破坏经济竞争秩序，败坏社会诚信道德，威胁消费者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阻碍科技进步、文化传播和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成为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构成严重危害的重要问题。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是执法机构义不容辞的职责。

　　我们分析这个宣言的立法精神，一方面，对山寨盗版的打击，已经到了刑事制裁的高度，同时，也为司法介入设立了明确的“门槛”，那就是“一定的商业规模”，立法制裁的是商业行为，而绝不是文化讨论和思想意愿。

　　现在，从文化层面上来讲，“山寨之争”的根本命题，是应该模仿第一，还是应该创新第一？中国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是模仿复制，还是自主创新？归根到底，还是文化理念的争论，甚至是论战，但是，历史发展证明，思想的辩论往往比思想的灌输，更有建设性。

　　如果，山寨仅仅是个人意愿，或者是个人行为，如果一个人只是临摹了一幅范增的字，挂在自家的客厅里，没有贩卖，没有形成一定的商业规模，那就是合法的。如果一个人仅仅是恶搞一下自己，也是个人的自由。这些都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山寨”意愿，就不应该开门迎法，引入司法禁止。

　　文化是需要多样性的，“多样性”可不是一种观点的多种形式的表达，比如，同一种赞扬，有的跳舞，有的唱歌，有的画画，有的写书法，方式不同，赞扬可是一样。我们所倡导的“多样化”，是不同的观点，对立的意见，保证多样性的观点都“发声”，而不是用司法的手段去“消声”。

　　我希望倪委员明白文化和司法之别，在确保司法公正的同时，更要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司法打击，乃至刑事制裁的对象，是具有一定商业规模的山寨产品，而绝非基于思想范畴的山寨文化。有的朋友忍受不了多样性的文化视野，呼吁司法来禁止思想观念，这是违背人文立场的。

　　□裴钰(北京 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