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陈方

　　归根到底，本质上我们想要梳理的问题恐怕是，怎么炼成一份好的议案和提案？基层人大代表梁启波的66本“民情日记”，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鲜活的答案。

　　与在媒体聚光灯下侃侃而谈的代表委员们相比，梁启波并不引人注目。把他带入媒体视野的，是他作为一名基层人大代表所持有的66本“民情日记”。17年来，梁启波奔波在民政工作一线，把关系到人民群众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记录在名为“民情日记”的本子上，迄今为止共有66本。这次到北京参加全国两会，他随身携带了6本。有5本是2008年的，1本是正在记录的。(《贵州都市报》3月8日)

　　两会开幕以来的这几天，舆论热议的焦点一方面集中在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上，另一方面，舆论一直在持续讨论该如何对待那些“雷人”的议案和提案：“不怕雷人，欢迎拍砖”也罢，“只要讲真话雷人并不怕”也罢，“雷人的不是语录而是对责任的放弃”也罢，“雷人”只是表达上的修辞，归根到底，本质上我们想要梳理的问题恐怕是，怎么炼成一份好的议案和提案？基层人大代表梁启波的66本“民情日记”，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鲜活的答案。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一贯的工作作风，而“到群众中去”更应该成为人大代表的职责要求。以梁启波的“民情日记”为鉴，这66本民情日记中记录的都是民间百姓林林总总的“小事”，每一桩“小事”的背后都折射着百姓生活的艰辛，梁启波将其记录并提醒自己该如何落实。这66本“民情日记”如同一面镜子，映照着一名全国人大代表的赤子之心。

　　在代表委员中，像梁启波这样“到群众中去”收集民情民意的举措并不是孤例，许多人大代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都喜欢以“受选民的委托”、“老乡让我一定把这个声音带上两会”这样的开场白来谨记自己的“代表”身份。

　　但是，现实中人大代表和选民之间有没有真正实现“零距离”，我们并不能马上得出肯定答案：代表和选民脱节的现象还客观存在。

　　这并不是空穴来风。上周本报进行的一项读者调查显示，当有了实际困难和问题时，是否会求助于人大代表，90%多的被调查者认为“不会”，理由是“身边的人大代表并不好找”。在“你希望人大代表通过何种渠道联系群众”的选项里，有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选择了“人大代表应该到群众中座谈”，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选择了“人大代表应该在媒体上公布联系方式”。由此可见，人大代表和选民之间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另外，我国各级人大代表，在一年中除了拿出10到20天用于出席两会和参加一二次视察等活动外，很多代表没有再专门参加过人大的参政议政活动了。

　　没有时间和精力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去，又如何切身体察民间疾苦，不能切身体察民情民意，一些议案的质量自然会良莠不分，出现一些“雷人”语录便在所难免了。

　　有心人统计过，2007年温家宝总理一年至少18次直接走到普通群众当中，走到农村、企业、市场、学校、医院、灾区，凡是能够去的地方，凡是群众需要的地方，温家宝总理都走遍了。总理一年18次的“民生足迹”把民生关怀带给了最需要的普通百姓。

　　回头再看代表委员，参政议政是他们的政治生命线，5000多名代表委员与13亿人口，平均算下来每个人身上担负着超过25万人的民意。如何更好代表这些选民行使参政议政的职责，如何成为一个让选民满意的代表委员，拿出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议案和提案，并“咬定青山不放松”跟踪下去是最直接的表现形式。而这一切的前提，便是他们心中有没有装上本“民情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