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新年前，又一个中央1号文件已出台。与往年相比，多了一块内容，就是强调刺激农民消费。无论是“家电下乡”还是农机补贴，总之一句话——消费才是硬道理。纵观近期政策导向，这也是应对经济危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措施的组成部分。

　　人们关注三农问题由来已久，但大多只是从问题本身出发，缺乏对问题产生的深层基础结构的分析，导致策略性的解决方案，不仅实践中于事无补，反而加深了人们认识问题的困惑……从应对经济危机的效果来看，在扩大投资——拉动内需——刺激经济救市方案的同时，不应错失通过调整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机遇。

　　三农问题是政治、经济、社会、全球化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表现样态受国家、市场、社会与农民的基本结构关系决定。其中，农业对工商业的依附地位、农村社区的解体与农民社会身份的缺失是主要表现；城乡结构断裂、市场失范等是结构性因素；效率优先的增长模式是驱动力。适时启动新的农村发展战略，实现农村发展战略转向，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复苏、保证经济健康发展，而且可以有效化解风险，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节制资本

　　农业因其天然的弱质性(抗风险能力差和收益低)，必须享有特殊的保护措施；同时，农业因其是民生的根本，必须节制资本的侵蚀。由官商、官企构成的市场化主体利用组织化资本对农业的强势剥夺，使农业成为其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依附性工具。如官商一体的房地产业对土地的侵占，官企联合开发工业园区发起的圈地运动，资本雄厚的涉农公司对土地的掠夺式经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其原意是引入市场配置资源原则，激活竞争，提高效率。市场调节资源配置与市场化是不同的概念。一个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按照经济规律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的自然过程，且并不排斥非市场经济形式的经济活动。市场经济国家，即使如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也保留了一些非市场经济因素：如农业、军事工业等涉及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等领域；一个是由某些利益群体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将经济活动推向某一特定形式(市场经济)的过程。如“教育产业化”、“医疗社会化”等。前者因其“自然”性，必须要求规范(主要是法治)保证；后者因其主观性凸显人为的因素，导致市场经济的内涵与外延的模糊性，视市场化过程为某一群体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任意切割经济形式和干预经济活动的合法性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充分体现了市场化的特点，农业现代化即是农业市场化(具体表述即所谓的“农业产业化”)，完全不顾农业经济的特殊性(即处于国民经济命脉的地位以及相比于工商业的弱质性)，使农业和农民成为市场资本予取予夺的对象。农业凋敝、农村解体、农民艰困的境况与这种市场化直接相关。

　　官商和官企是市场化的主体。其首要考虑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非市场规则。而一个无规则的“市场”只是资本毫无节制进行掠夺的天堂。官商和官企为满足一己之私，置国家战略安全与社会公平于不顾，其短视给社会稳定埋下重大隐患。

　　因此，必须节制资本，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同时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这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农业经济中的生产要素市场健康发育，实现资源的市场优化配置，同时又从总体上加强了政府涉农职能，在金融、现代科技、水利、防疫、生态保护等基础建设方面提供动力支持，确保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地位。

　　农村重建社区

　　从对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现实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形成以下判断：(1)中国农村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仍将处于“温饱有余、富裕不足”的状态；(2)村庄仍是农民生产、生活、娱乐的空间，城市化的发展并不能消除大量的村庄；(3)农民增收仍是农村工作的重心，农村发展要为其服务；(4)农村组织匮乏，农民的自组织能力有限，使农村内生发展的动力不足。

　　执政党在新形势下提出新农村建设是农村实现发展战略转换的重要契机。新农村本身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有“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说法，但以前所描绘的新农村都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些物质方面的目标，而现在的所谓“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等20个字则要求农村建设要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有全面的发展。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与过去也是不一样的，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这种条件下，大部分事务都交由市场去调节了。由于建国后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优先发展战略以及农业自身的弱质化，导致了较为严重的“三农问题”，并延及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问题。

　　新农村建设的另一个背景是建国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已有长足的发展，已经具备了“以工补农”和统筹城乡发展的条件。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本身就是一场改革，这场改革的目标不仅仅是出于拉动内需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而且要基本改变现存的城乡二元断裂结构，实现城乡一体，让农村宜居，成为人们有生活意义和价值之所，最终达至建构和谐农村、和谐社会之战略目的。

　　随着大批青壮年人口流入城市打工，乡村留守人口质量明显下降，尤其是农村治安和文化生活状况恶化。农民工进城不是真正的城市化，他们更多的是属于城市工商业经济发展的廉价劳动力。任何经济发展都有周期性，当发生经济衰退时，这些人还将回到乡村。如果乡村社会的基础得不到重建，如此多受过城市文明浸染的农民工将如何接纳乡村和被乡村接纳？一个无秩序和文化衰微的乡村应对这样的情形时无疑是一场灾难。然而，由于乡村自组织资源的匮乏，使乡村新秩序和文化建设因承担主体缺位从而成为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同时也使农村发展失去基础。因此，乡村社会基础的改善，尤其是培育农民自组织将是新农村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

　　当前这场经济危机对于农村的影响，人们往往将焦点集中于农民工就业问题上。有关机构估测，将有大约2000万农民工失业。因此，将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作为重中之重优先考虑。如，加大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回乡农民工创业指导，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农民工就业机会等等。这只是看到了农村问题的表象。

　　农民工外出打工，往往被美其名曰“农村剩余劳动力输出”，实际上却是农村劳动力流失。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危机发生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分男女几乎全部出走，村庄里只剩下留守老人和儿童。尽管有农业税免税和各类补贴等优惠政策，农业生产还是因劳动力缺乏只能维持粗犷性经营，甚至出现大面积抛荒。这还只是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更致命的是对农村社会生活的影响。由于村庄仍是农民生存之所，并将长期存在，劳动力流失使乡村因失去建设主体陷入衰败和解体的境地。如此看来，2000万农民工留在农村未必就不是好事，而可能是农村发展必要的主体力量。

　　新农村建设实际上就是社区重建。社区作为人类生活最古老的共同体形式，具有天然的自组织优势。即使是全球化的当今社会，时空融合并没有消除充满地方性色彩的社区形式，反而因社区的自组织功能成为现代组织社会的必要补充，并且因其可以弥补国家行政干预范围过窄造成的管理真空，发挥着社会稳定器的功能。在发达国家，社区复兴运动本身就是上世纪初在经济危机的触发下兴起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长期社区生活历史传统的社会和人口大国，农村社区重建，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爆发的背景下，加大农村社区建设的投入，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方面可以满足农民组织化资源需求，重组农村生活世界的图景，阻止农村社会的解体。另一方面，可以整合国家外部资源投入与乡村社区内部资源积聚，使外生发展与内生发展取得协调性，推动农村和谐发展。

　　农民重构社会身份

　　农民问题的本质不仅在于其生活的艰困，主要还是农民被隔离于社会之外。因此，解决所谓“三农问题”的根本措施就不是只要提高农民收入就万事大吉了，而是如何接纳农民重新回到社会。

　　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福利化是农民回归社会，重构其社会身份的经济基础。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和政策，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不是依靠公共财政，而是依靠农民自己，由此造成了城乡居民基本权利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直接制约了农民融入社会的发展空间。同时，国家福利政策的区别对待进一步加深了农民作为另类被隔离于社会之外的程度。因此，在经济危机下，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扭转过去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化解城乡分立，消除身份歧视，奠定农民重新融入社会的物质基础。

　　国家福利政策实现向农村倾斜，系统解决农民教育、医疗、养老保障等问题，不仅体现了国家对农民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且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全世界见证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农民贡献尤其重大，现在是回报他们的时候了。

　　农民社会身份的确认与农民能力的强弱直接相关。农民能力的强弱决定着农民社会行动力的强弱。社会行动力的强弱不仅与农民素质(体能、技能、智能等)相关，更依赖于农民对各类文化、社会资本的积累量的多少。农民能力的提高需要文化、社会资本的积累。在经济危机下，不仅仅是社会财富要向农民转移，还必须加强农民能力建设以实现农村内生发展的需要。

　　农村社会是一种由各种社会关系结合形成的生活共同体。农民能力建设不仅包括农民政治参与能力、利益表达能力、创业能力、维权能力、合作能力及融入城市社会能力等，还包括在农村习俗、农民修养和教育、对文化的认知和理解等方面的提升。农民通过参加各种社会团体，增强社会交往能力，培养社会信仰，以此培育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农民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形成和丰富能够给农民带来更多的社会融入机会，因为不管是农民个人还是一个村庄，如果在当地乃至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定的声望，这种声望自然会给本人或本地带来更多的交往和发展机会，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同时，随着社会资本的累积，乡村与城市的社会联系也逐渐紧密，互相沟通有无，互相合作，形成一种经济文化互动的新型社会网络。农民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积累成为促进乡村与城市对接的内在动力，并助力农民从一个封闭空间的地方性身份转变为与外界建立广泛联系和密切合作的新的社会身份。

　　在经济危机发生情况下，农村发展战略的适时调整，不仅有助于经济自身危机的缓解，而且对于化解社会风险、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国家社会真正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安徽大学 李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