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林

　　两会民主氛围越来越浓厚，代表委员们越来越敢说。不过，总体感觉还是政协委员更敢言，如：政协委员邵鸿建议取消大学行政级别，政协委员刘诗昆痛斥缺席委员“占着茅坑不拉屎”，政协委员陈兴生激动地质问“卫生部的领导是否真的了解农村基层”……(综合3月9日媒体报道)

　　这些话题，个个尖锐，且尖锐得非常有水平。毫不留情的质问和批评，引爆了公众热烈、深入的讨论。而相比之下代表们的言论则谨慎、平和得多，最尖锐的也就是“建议取消驰名商标”之类。

　　按理说，人大代表应该比政协委员更敢言、更多批评。因为人代会制度是我们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人大代表是人民授权监督政府的民意代表，拥有比政协委员更多的质询权和审议权，应该更能理直气壮地开展监督和批评。可现实却相反，委员在许多问题上要比代表更大胆，更有监督的勇气和冲动。

　　出现这种违反代议制常识的现象，与我们代表委员的产生和组成制度有关。

　　人大代表人民监督政府工作，对政府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然而代表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政府官员，既当球员又当裁判，混淆了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监督权难免打折扣。官员代表过多，自然稀释了人大的批评性、削弱了人大的监督职能。相比之下，政协委员更多地来自民主党派、无党派和民营经济人士，顾虑较少没啥负担，有什么就说什么，批评往往一针见血切中时弊，似乎更接近监督的本义。

　　同时，官本位现实中，基层代表在代议殿堂上面对官员时会有一种顾虑和畏惧心理，在小组讨论时动不动就说请领导指正、请上级指示。仰视领导并战战兢兢地参政议政，自然也就不敢直言批评。

　　委员比代表更敢言，这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提醒我们人大监督制度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