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畅

　　刘翔因缺席全国两会而向人们道歉，舆论热议骤起。两会召开之际，刘翔正在美国养伤，不得不向全国政协请假。这是他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后，第二次缺席全国两会。　

　　面对刘翔的缺席，同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著名钢琴家刘诗昆接受采访时表示：“我要是刘翔就主动辞职”。此话的舆论反应似乎更为强烈，甚至有纸媒与网络联合推出了调查，证明支持刘诗昆态度的网友占了绝大多数。“劝退说”之外，舆论也不乏“同情说”。有人认为，毕竟刘翔请了假，而且有伤在身，缺席就不值得批驳，需要同情并理解之。　

　　我们相信，刘翔只是众多缺席者中的一员，因为明星效应带来的过度关注，他成了缺席者的一个集中代表罢了。以刘翔为例，一个两会话题也就牵扯了出来：该如何看待两会中的缺席者？　

　　从概率来讲，即便是国是会议，也难以排除有缺席者。但是，缺席总归是一种损失，是代表、委员自身的损失，更是他们选民的损失。一个人的缺席，代表着一次利益表达的机会丧失了。因为这种损失，缺席行为就不可能轻易为人忽视。我们相信缺席者都事出有因，然而，问题不在于我们对缺席者报以同情还是批评的态度，而是去看看这种代言身份是否得到了珍惜，这些利益表达的机会是否得到了珍惜。　

　　有缺席现象并不可怕，怕在缺席与否得不到当事者的谨慎权衡，怕在参与国是会议在这些人心中被降格在“亮个相”的浅层次上。代表、委员参加两会，是带着委托人的利益而来的，是要来争取表达机会的，追求表达效率的，推动公共决策的。应该说，代表、委员的身份本身，就是一种紧张、有限的政治资源。代表、委员的产生，经过了推举程序，也就是说，这种政治资源经过了合理分配，得来怕是不易的。　

　　代言身份来之不易，责任重大，缺席行为自然需要谨慎掂量。如果都是这般，缺席现象即便概率上无法消失，它也不会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会为代表、委员自觉地珍惜。当然，如果说，推举程序不是那么严格，代表、委员身份可以轻易委身于某知名人士，那么，这种身份就不再是什么政治资源，而仅仅成了一种荣誉，是文艺、体育等界在政治领域获取的附加荣誉。而且，一个人所获得的荣誉越多，荣誉的来临也就越容易，而他在发挥荣誉对应的身份功能时，也会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　

　　以此为基础，我们再来看待刘翔缺席行为，更没必要将目光锁定在“劝退”与“同情”的二元态度上，而应放在代表、委员身份的产生机制上。如果，刘翔的政协委员身份来自严格的推举，那么，他的缺席就不必计较，因为人人都会碰到无法预料的因素。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他的委员身份仅仅是一种荣誉，那么他即便没有缺席，资源浪费一说仍然有效。　

　　关注刘翔抑或其他明星代表、明星委员，这不过是一种获取典型的方式，并非将政治议题娱乐化解读。从关注这些明星，以典型带动其余，国是会议中政治资源的运转情况也就可见一斑。例如有关刘翔缺席的问题，代表、委员身份于政治资源、政治荣誉之间如何摆位，我们也就有了讨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