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李晓亮

　　金融危机下的“两会”，“就业”成了一个热议的焦点。昨日记者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透露，城镇登记失业率已达4.2%，为三年来的最高点。(3月10日新华社)

　　另有数据显示，目前农民工非农就业岗位总量减少了2000多万个，减少的趋势似乎还未停止；当前累积的大学生失业人数已超700万。危机当前，这些数字更显凝重。显然，要吸纳如此多的待就业人口，除了需要系统而规范的制度设计，还有赖政府与社会各界通力合作、各司其职。

　　何况，以上统计数字还未必精准。记得去年四季度末的城镇失业率，人保部与社科院的统计数据就相差5.2%。有此先例，我们也会本能地想到，当前数字是否也只是保守估计？日前，全国人大常委蔡昉也表示过相似的担忧：农民工等就业群体失业的严重程度容易被低估。

　　而在经济危机的锋刃下，只有精确的失业统计才能为针对性的制度救济提供准确的数据蓝本。所以，我们应扩大统计范围，将城镇、农村失业人口、返乡农民工以及没有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等全部囊括。以真实、全面的统计数据，为相关民生政策的出台打下基础。

　　如果说，失准的统计对解决“就业难”来说是雪上加霜，那么就业歧视就是在“就业难”伤口上撒盐、抹辣椒水。而尹蔚民则表示，“性别歧视从政策规定方面来讲是不存在的”。但现实表明，好的政策在施行中走样了。因为参照公众的生活经验，五花八门的就业歧视不但真真切切地充斥我们的生活，在个别地方个别领域还很严重。

　　各种辛酸的案例，勾勒出残酷的现实图景。映照出劳资博弈、劳动保障和员工维权的艰难，也折射出对违法企业的责任追究不力等问题。在“就业难”的大背景下，就业歧视尤需引起相关部门的反思自省，因为只要他们完善措施监管得力，这种人为造成的“就业难”就可以消弭。其实解决就业难，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落实就业细节。只有细节精致，并彻底革除一切人为设置的就业障碍，才能最终构筑“就业蓝图”的恢宏叙事。

　　另外，我们也看到就业问题，要救急更要治病。因为就业难既有慢性病，也有金融危机催生的新疾。以大学生就业为例，许多高校的专业设置，很难对应市场坐标，所以不少学生就不易被市场接受。这时即使大学生全部下乡下基层，也难以最终化解这个矛盾；而农村则连返乡的农民工都消化不了，这些城市第三产业的熟练工人，无细致分工的乡村社会自然难以全盘吸收。只有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速城市化进程，以国家经济总量的发展、经济结构的相应调整，来破解难题。

　　除了相对弱势的失业群体，那些尚未停产的中小企业，其实也身陷困境。与垄断企业相比，他们相关权利的匮乏和生存压力最后也会传导给从业民工，而这个群体又未被纳入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此时，唯有政府承担社会保障的主要责任，才能化解风雨飘摇的困境。

　　有人说，大量的钱集中在政府手中，是中国避免了在此次危机中遭到巨大的直接损失的主因。现在危机仍未见底，政府可否考虑从这笔钱中划拨专款反哺民生，增强社会肌体的免疫力？对就业、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资，也是偿还历史欠账。眼下正值就业的寒冬，现在由政府出面，打造一个全民性的福利保障计划，对困难群体进行制度性兜底救济，正当其时。有此根本保证，就业的春天，自可计日而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