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洪波

　　政协委员建议暂缓事业单位养老改革。从媒体报道看，来自社科界、新闻出版界的60余位委员已联名提案，教育界也有60多名委员作了几乎同样的联名提案。

　　对同一问题出现两份提案，每份提案的联名人数都超过60人，且提案人界别分布如此集中，事业单位养老改革显然引起了强烈反弹。在两会上，情况已是如此，在改革所涉及的事业单位，反弹之激烈，似乎不难想见。

　　一项推出未久、应该说尚未真正铺开的改革，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对，不管这种反对是否能令已经启动的方案暂缓实施，都可以算是教训沉重。

　　事业单位养老改革，确曾产生过一石击水的效果——几乎没有预热过程，人们就从新闻报道中得知这一重大改革已经定案。这一改革迅速引起舆论关注，焦点集中在改革的公平性问题，指向是质疑何以公务员成为养老改革的例外。两会上的反应，既延续了这一话题，又质疑了方案本身“思路不清晰，措施不配套，达不到预期效果”，同时争议到达全国政协会议，也将养老改革争议从一个舆论话题提升为一个政治话题。

　　政协会议作为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设置，就重大问题产生重大争议，也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正常体现。提案人集中于社科界、新闻出版界、教育界，都是事业单位养老改革的直接利害关系人，也应当说这些委员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政协委员分界别产生，正是要他们明确自己的界别，并体现相应界别的意见。

　　养老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公平的国民养老体系，提高国民养老保障水平。因此，在事业单位养老改革推行之时，公务员已成为社会中惟一不参与养老改革的特殊群体，执行特殊的养老方案，并且人们得到的是这种状态将会继续的消息，很大程度上凸显了公平性的矛盾。另一方面，事业单位养老改革出台的原因被解释为减轻财政负担，也激起了人们对企业改革中职工利益被当作“包袱”甩掉的联想和记忆。

　　实际上，改革发展到今天，人们已经无法接受这样的解释：财政包袱重了，所以改革不得不进行。这一解释过去曾经可以作为改革的合理性辩护，现在人们已经看到“甩包袱”改革产生的种种后果，而财政负担也已不被人们接受为应当削弱福利的合理理由，同时人们还看到了财政支出在公款消费中体现出来的奇怪现状。可以说，改革的社会心理背景和社会认知背景已经发生了变化。

　　事业单位养老改革在人们对社会公平、政府责任、改革代价等问题越来越关切的背景下发生，但它的推出却几乎悄无声息。改革的直接利害相关人，没有获得对改革方案发表意见的机会，成为方案摆布的对象。秘而不宣的酝酿，突如其来的定夺，不仅不符合信息公开的要求，而且置相关人一种“不可虑始”的位置。从程序正当性而言，不能不说存在缺陷。

　　应当看到，暂缓事业单位养老改革能够在政协会议上激起巨大反响，原因不仅有社会心理、社会认知变化的背景，有方案本身在内容上和推出程序上的缺陷，也与来自事业单位的委员具有一定数量高度相关。事业单位人员在政协会议上拥有直接的利益代表，政协会议的界别组成方式，使话题引入政治协商机构具备了条件。

　　人们通过改革认识改革，现实处境带来了心理和认知的变化。一些话题浮现，一些话题弃置，一些人成为代价，一些人成为骄子。改革越来越触及硬核部分，在社会和政治结构中拥有较大话语权的阶层，博弈能力非工人农民可比。确实，改革方案怎样形成，改革共识怎样产生，已经面临比三十年前、二十年前更为复杂的情况。改革要坚定，但怎么改、改什么、焦点何在、突破口何在，已很难“摸着石头过河”了。解决中国问题的症结，也要直接面对，而不可回避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