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聃

　　日前在人大记者招待会上，工信部部长李毅中表示，在移动资费问题上，现已经明确新开服务项目必须单向收费，目前在用的服务项目，最终也必须过渡到单向收费。

　　李毅中政策层面的表态，既是对移动单向收费争议给出“定论”，同时，也表明了这样的责任立场：面对公众迫切的诉求，作为监管部门，必须用“看得见的手”进行干预和宏观把握。

　　然而，此番就单向收费的表态，依旧还不具有时间上的“清晰度”。在消费者一直叫板“双向收费”时，运营商们也在拿“套餐”等方式，以事实单向收费向用户示好。政策层面明确全面单向收费，已是职能部门糅合民意和市场诉求的必要举动，不应再有模糊其词的“过渡期”。

　　长期以来，手机资费问题之所以一直受舆论关注，除单向收费政策“千呼万唤不出来”外，更缘于相应主管部门在这一问题上的“慎言”和“不明晰态度”。单向收费的明确表态，当然是一种跨越与进步。但给单向收费附加上“最终过渡”的尾巴，却未免是一种遗憾。手机单向收费制度设计要力度更要清晰度。当然，力度并不就完全等同于“一刀切”，清晰度也并不仅仅是要求“倒计时表”的制定，它还应包括将整个实施过程向公众开放、汲取公众听证或参与实现单向收费的具体程序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