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光志

　　“作为省高院的院长，如果我的副职有贪赃枉法的现象，被追究刑事责任，我辞职。”日前，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文显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如是道。

　　这个态表得好，作为个性官员本人，这是自戴“紧箍咒”，以军令状的形式将其吏治“苛”法公示于众，算得上胆识过人；作为制度建设，这是时下一些地方“问责连坐”制的高层自律表述，此语一出，足可震撼和风劲吹的死水官场，足可雷翻一干昏官庸官人等。张文显院长这样公开承诺，是负责任的姿态，是深具官德的体现，开启了政坛新风。

　　但喝彩之后再由此展开深入思考，这样的“问责连坐”制真能成为灵丹妙药吗？

　　从较为普遍的贪腐案例看，的确，公众时常见到的事后问责，常常是官官相卫，保主护犊，爷不查儿，被逼不过，高扬低放和稀泥，总之是不想动真格。正是基于这样的世态，所以，张院长掷地有声的表态一定能获得公众力挺。但这样的“问责连坐”制，从约束方式看，是一种对于公务员行为的规范建设，目前还只是靠官德自律在推行着，从推行地域看，目前还只是从云南、吉林等地，被一些个性官员作为施政良方，以摸石头过河的方式，从下而上地试水着。

　　“问责连坐”制的先天不足，也是显见的。其一，“凡下属有贪赃枉法上级均要辞职？”上级如果真没责任，也不能无故地当下级的“替罪羊”啊。这样的一刀切会否带来新的不公？其二、“辞职”算一种什么处罚呢？你张院长今天在吉林辞了职，明天更上一级体恤你是个好官，又将你调至他省高就，这样的“处罚”又有什么痛感呢？

　　笔者以为，张文显院长作为人大代表，在全国两会上有这一番坚定表态，这不仅要理解为他的经验推广，更应理解为是张院长以身力谏，希望通过两会的契机，将“问责连坐”制推广成为全国性的制度课题加以复制，我们不妨将其答记者问视为一份“行为”议案。

　　如果将“问责连坐”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形成制度，当可强化此制度的刚性，可消除靠“官德”自律的先天疲软，可应对网民“现在上下级联系如此紧密，上级真敢‘壮士断臂’吗”的质疑。同时，上升到国家层面，必将对这一制度的弊端与不足加以完善，从而能从自下而上的试水到自上而下的推广过程中，将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篱笆”扎得更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