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士君 　

　　继去年两会期间11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吁请重新论证“中华文化标志城”后，为防其“搭便车”进入国家4万亿投资项目中，几位全国政协委员今年再度递交提案表示反对意见。

　　这些个政协委员何以如此执著？就是因为面对这样一项投资300亿元之重名轻民、重形象轻民生的形象工程，国家发改委给他们的回复过于“含糊、敷衍”，不仅没有接受不同意见，反而透出一股“肯定要建”的强悍之气。包明德委员表示，发改委回复“先入为主，先构想出这个创意，然后再论证，无论怎么论证，还是要建的，所谓的多方论证、谨慎论证，我担心只是个形式。”故其表示，绝对不能把国家的资金投入这种“名不正、理不通、假大空的工程”。

　　其实，面对“中华文化标志城”这样一个“文化乌托邦”，社会主流舆论一直是喊打声一片。但相关动议者依旧顶风而动，始终不改其“肯定要建”之初衷，正是因地方政府趋利化的本性使然。若将此项目放进“弗里德曼矩阵”进行考量，它应属用别人的钱为别人而花的花钱模式，故其最没有效率可言。如今，在其虎视眈眈准备进入国家4万亿投资盘子之关键时刻，必须对此决策实施“不可行性论证”，厘清潜藏其间的诸多不可行性因素，防止在地方政府趋利化冲动左右之下，导致某些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或严重后果。

　　正所谓兼听则明，面对耗资300亿元的公共决策，只有通过严谨而规范的“不可行性论证”，才能关照到其间每个被忽视的细节，以确保其决策的科学性、规范性和适用性，并最终达到化解争议、赢得公众认可的决策目标。毕竟“不可行性报告”才能凝聚更多冷静而客观的思维，汇聚关注者更多智慧性资源。“中华文化标志城”在反对力量如此“顽固”的情形下依旧坚持上马，很容易为其决策埋下诸多未知的风险和隐患。以往许多“决策怪胎”之所以能顺利出炉并付诸实施，就是因为缺乏“不可行性论证”之论证程序对之进行有效过滤和牵制的结果，更是反对者意见被彻底边缘化的结果。

　　“中华文化标志城”赞誉者认为，其“弘扬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梳理传承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理念，推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那么，若其果真能担此重任，又为何不能虚心接受和包容反对者意见，并经过“不可行性论证”程序论证，以确保其运作过程的万无一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