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3月7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就教育公平问题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说，高校农村生逐年减少，根本原因是教育不公平。中山大学现在在校生中的农村学生也下降了。

　　据教育部的数据，从1989年至2008年，我国高校农村新生的比例逐年上升，从1989年的43.4%到2003年与城市生源比例持平，2005年已经达到53%。但与此同时，来自部分重点大学的数据显示，农村学生的比例正在下降。如中国农业大学农村新生的比例，1999年至2001年均在39%左右；但2002年之后开始下降，2007年跌至最低仅为31.2%。前几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农村新生的比例均不足20%。

　　高校学生的城乡差距其实是高中阶段这一差距的延续，两者基本是同构的。其原因，在客观存在的“文化资本”的影响(家长的文化程度越高，子女的学业成就越好)之外，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以及“以钱择校”、“以权择校”的择校制度，极大加剧了教育不公，使得中小学重点学校制度成为凝固和扩大社会差距的制度。

　　重点高中学生中的阶层差距明显。据《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09)》公布的调查，来自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社会优势阶层的学生数，明显高于其阶层所占的社会比例；而农村学生的比例则明显低于农民阶层所占的社会比例。

　　改善重点大学学生的城乡差距、阶层差距，关键是要改善基础教育、尤其是高中阶段的教育公平情况。这首先需要监测和调查基础教育公平状况。发达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能，是建立国家教育数据库，定期监测教育公平状况，开展学生家庭背景调查，根据监测结果调整政策，向弱势地区、学校和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资源或优惠政策，以帮助弱势阶层改善受教育状况，促进教育公平。

　　我国目前的教育统计中对教育公平状况的反映，主要是性别和民族的指标，基础教育阶段还有分城市、城镇和农村的统计，高等教育阶段的城乡分类数据则完全没有，高校新生的城乡比例一直秘不示人，这一状况亟待改变。由于城市化的进程，社会结构分化、大规模人口流动和人户分离的现实，户籍概念上的城乡分类其实已经不如过去那么敏感，例如一个城市学生可能是下岗失业家庭的贫困生，一个农村户籍的学生家长则可能是乡镇长或富裕的生意人。因此，应当开展主要建立在阶层分类上的学生家庭背景调查，监测高等学校、尤其是重点大学学生的城乡分布、阶层分布；监测高中、尤其是重点高中学生的家庭背景、阶层分布；监测义务教育阶段重点学校学生的家庭背景、阶层分布。

　　国家的教育统计，应建立新的统计规范，建立教育公平的指标体系和信息平台。各地的教育现代化规划和评价指标，都应增加教育公平的维度，建立教育均衡化、教育机会均等的指标。按照信息公开的要求，以上监测信息应向社会公开，以利于社会评价政府绩效，监督教育公平的改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