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长锋

　　2004年，被分配到广西三江县做村官的大学毕业生杨盛敏，在考公务员失败后发疯。父母为了避免杨盛敏伤人，不得已焊制铁笼，将他锁入囚禁了两月，并给他的手脚带上锁链。(《新京报》3月17日消息)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其实是一句假话。尽管不少古代文人，通过不少形式，反复向我们强调和灌输这个观点。但很显然，枯燥的说理总是没有鲜活的事实更能打动人。更多的人却用孜孜不倦的实践，成功地颠覆了我们对读书的的崇高理解。尤其是吴敬梓笔下虚构的范进先生，毕其一生，在实现着“一进龙门，身价十倍”的“真理”。

　　范进只是个虚构人物，但其形象所描述和揭示的社会本质却实在是入木三分。即使是几百年之后的如今，仍然在有人跟着范进的步伐，前赴后继、义无反顾地挤在“科考”的独木桥上。如果抛去个人偏见，单独就事论事地讲，我们很难不把杨盛敏先生与范进打上等号，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杨盛敏先生，其实不过是范进的今生，而范进不过是杨盛敏前世而已。

　　科考制度下，中举为官，这是不少人穷尽一生的最高理想和追求。与其说范进这个人物，所表现出来的是古代文人们对功名富贵近似畸态的追求，那么，当今的公务员考试似乎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古代寒士，中举之后未必就能当上官。但现时下的公务员招考，却大多是事先公布了职位，也就是说，“官帽子”放在桥那边，大家都去抢，谁抢到手就是谁的。即使是一般性的招考，只要考过了，自己再打点打点，随便一个位子，也总比种地打工强百倍。

　　古时为官，即为人上人，封妻荫子，好不气派。今时之公务员，虽不能一概而论都认为是官，但显而易见的是，在普遍的社会共识中，公务员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了一个脱离了其他社会公众的特殊群体，工作不累，待遇高，说俗了，“面子”也不小。更别说一些贪官污吏们养二奶、坐豪车、住别墅，动辄拿着公款去豪赌，其对常人的诱惑力可想而知。

　　范进的结局是虽然疯了，但毕竟也考上了，是考中之后激动疯了。杨盛敏的结局确实考也没考上，光考就把自己考疯了。每每看见各地成千上万的人去争抢几十几百个公务员的职位的热闹景象，不禁悲从心生，却未曾想杨盛敏很快就成了“典型”。我们批判科举考试，但我们何尝又不思考一下公务员考试呢？如果贪腐丛生的现象不能得到有效遏制，政府公务人员无论在政治、经济地位上，与一般社会群众之间的巨大差别不能得到得到有效消除。那么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取笑一个虚构的儒生，又如何能保证当今时代，不会出现更多甚于范进的杨盛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