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璟

　　提要    对拿救助发奖金的企业，我们有理由愤怒，但必须承认：道德谴责治标不治本。我们要做和能做的，是建立起一个有效防范企业高管薪资过高和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机制。

　　拿了政府1730亿美元救助的美国国际集团(AIG)，近日爆出向高管支付总额超过1.65亿美元奖金的丑闻。这让美国总统奥巴马痛批至一度嗓子发哑，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气得摔了几次电话，财长盖特纳承诺“追回奖金”，纳税人更是狂怒地口诛笔伐。

　　重压之下，AIG首席执行官爱德华·利迪18日说，他要求领取10万美元以上奖金的高管至少归还一半，“已有人主动放弃所有奖金”。笔者认为，AIG让步到这个份上，此事几近尾声。

　　理由有三：一是AIG发奖金的协议是合法的；二是AIG接受政府救助时，双方未签署详细的监管协议——这让政府饱受批评；三是奥巴马政府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拯救经济，拖不起，如果有关纠纷导致企业破产、延误拯救时机，关系到美国经济会否一蹶不振、下一个四年奥巴马(民主党)能否继续掌控白宫。

　　暴怒的舆论，严重的理亏，再加上严峻的经济形势，白宫再怎么怒斥AIG都不过分，毕竟它要杀鸡给猴看，要给公众过得去的交待，还要留条相对体面的政治后路。但这种道德谴责带来的胜利治标不治本，如果不找准病灶开刀，白宫将疲于应对类似事件。

　　笔者认为，AIG丑闻暴露出来的病灶，是美国企业高管定薪机制有缺陷。数据显示，1980年，美国公司总裁的平均收入是员工的40倍，到了2007年，这个数字上升至433倍——在此水平下，标准普尔500指数的企业(美国500家上市企业)总裁平均年收入是1280万美元，汇总后达到了美国所有企业年度总利润的10%。

　　高薪的一种解释是：高薪刺激下的贪婪不仅是人的本性，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它可以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激发人才积极性和创造性。问题是：用什么约束贪婪的边界？怎样的高薪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即薪水不再提高，各方都满意的一种均衡)？

　　流行的观点认为，市场决定人才价格是最不坏和最有效的办法。然而，它带来的问题是：美国实行自由经济多年，市场机制相对完善，为什么企业(尤其是金融企业)高管的薪水还是如此之高？这合不合理？

　　市场有效决定人才价格有三大前提：1。信息对称；2。人才自由流动；3。当事各方有投票权。在华尔街，“信息对称”、“人才自由流动”近乎完美，而在“当事各方均有投票权”方面，不仅华尔街、甚至全球都没有破题——高管高薪往往由少数股东决定，这在牛市时往往相安无事，熊市时则会掀起波澜。究其原因，是市场未能自发形成保护中小投资者、基层员工利益的机制，他们的话语权和投票权被严重“排外”。

　　AIG丑闻提醒我们，在重建金融新体制时，要在符合市场规律下尽量引入多种制衡力量，通过法律等手段确保各类群体能互相博弈，才能建立有效防范高管薪资过高、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机制。

　　(作者系《都市快报》国际部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