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羽戈 

　　前些天，一位本土大律师对我说，他不喜欢某些律师，他们办案子，多半不是从法理上办，而是从政治上办。固然不能说，他们不关心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只是在这种基本的关心之外，还有更大的关心在支配、引导他们的辩护工作。这两者能齐头并进自然最好，假如出现了撞车，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话，他们的抉择，往往构成了对律师的职业伦理的一大严重挑战。

　　当时我有疑问：如果司法者审判此案，亦不是从法理，而是先从政治上考量，我们的律师应该怎么办？是继续坚持在法律的限度以内，用鸡蛋碰石头呢；还是超越法理的视野，变幻出一副政治的眼光，来一次针尖对麦芒？

　　当然，我们这么设问，则将法理与政治对立起来，这只为争论的方便。本质上，法理学乃是政治哲学的一个分支。

　　而且，我们只是在进行理论辨析，现实当中，困扰律师的往往不只是观念上的战略问题，更多的则是权益上的战术问题。观念之战被利益化，其胜负手在于对当事人和自身权益的最大化的追逐。现实这块案板，观念是佐料，利益才是主食。其主次决然分明。但缺乏了观念的调剂，利益则清淡寡味，赤裸裸如生猪肉。

　　就观念论观念，可以政治史为鉴。现代政治思想有两条进路，一种可归纳为“政治问题法律解决”，今日大部分宪政国家皆是这条路上的标杆。另一种可归纳为“法律问题政治解决”，德国政治法学家卡尔·施米特是这支队伍的主力，他对《魏玛宪法》的解读，对“例外状态”的发扬，皆出于对法律(实证法)规范的一般状态的不信任，不满足，而召唤政治权力者的决断。

　　施米特的论断，离不开魏玛共和国纷繁芜杂的历史。但我们却能从具体的历史纷争当中抽出一些一般性的原则：假如法制严重不完善，假如可依撑的大多数法典都是显明的恶法，假如抱残守缺只能导致民众的自由和权利被剥夺殆尽，我们还应在法律的后花园喝茶散步，看天上云卷云舒而处变不惊？还应该手握法律的武器——它已经变形为银样镴枪头——在法庭之上争虚幻的正义判决？

　　这么说也许有些危言耸听，把问题极端化。但不这样，就看不见问题的紧迫性。如果凭法律能够解决问题，有多少人愿意求助政治呢？求助者大半是唯恐天下不乱。由此可以做出一个经得起烈火考验的结论：如果一个案件能在法律的范畴求一个哪怕是相对公正的解决，想必律师都不会往政治上引，因为那样既有违职业伦理，亦要担待风险。

　　当前的问题则是，明知司法判决有点不符公义，相应的救济渠道更出现堵塞，作为律师，你该怎么办？在法律与政治的十字路口，律师何去何从？

　　我们要承认，政治问题的破解，不能单靠法律之剑；但是，律师所能依赖的利器只有法律，他们所维系的最大社会价值只是程序正义。能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耕耘完工，就算尽职，职责之外的行动，不作为年终考评标准，更不能以此来评判律师的好坏与优劣。

　　律师不是不可以政治化。但政治化了的律师，要一分为二，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当他在法庭上为犯人辩护，就以律师为标准批评之；当他借案件来炒作自己时，就以社会活动家的标准衡量之。

　　大约在十年以前，我所尊敬的法学家江平先生就向律师界诚挚呼吁：走向政治！可十年已逝，如何走向政治，对律师而言，依然是一个待解的命题。

　　(作者系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