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辉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副教授

　　近日，国家能源局长张国宝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称，中国首批战略石油储备基地“非常顺利地完成了储油”。谈及储油过程，张国宝以“骄傲”一词形容中方出手的准确。他进一步说明，在2008年油价最高时，能源局经过与众多专家研究，并未买入，原油“都是在油价最低时候收储的”。

　　石油的战略储备极大地关乎国计民生，在张局长审时度势之后，浙江镇海等四大基地已在控制成本的前提下储满了油，恰似为我国的宏观经济上了保险。因此，大家免不了叫好。

　　然而，笔者却心生惴惴，担忧张局长此番“抄底”成功之后自信心大增，挟一国之勇跑到国际市场专与一帮为富不仁的国际投机大鳄接着大战N个回合，折冲之后，结果可能并不尽善。窃以为，国家能源局在主管石油战略储备业务时，要考量的是维持一定的能源存量以应付不时之需，而不应以营利为目的。这里的逻辑应该与央行管理其外汇储备的逻辑类似。世界上所有的央行均只对货币政策负责而无利润目标。若这些政府机构直接明火执仗地参与市场逐利，总不那么恰当。

　　一般而言，由于激励不相容和监督机制的缺乏，政府机构主管或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在类似的市场操作过程中极易有冒险之举。其背后的驱动力并不一定是某种明确的经济利益，而更多的是追求一种英雄情结。这些年来，相关事例并不少见。2004和2005年间，国家储备局的刘其兵和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陈久霖两位豪杰，均是出于义愤而以坚决的空头与国际炒家大斗，结果反使国家遭受上亿美元的损失。

　　一般投机者很清楚自己的能力限度，一旦看错，止损是必然的。但有国家背景的企业主管，常会自恃勇力过人，再加起初几个回合多有斩获而自信满满、挥斥方遒。这种不受限制且永不止损的操作，结果是除了当局者，其他人是不会看好的。

　　客观说来，这些国有资金的运作人大多也是挺称职的专业人士，但也因此多有逆市操作的倾向。尤其是那些从业在十年以下且善于从自己的实践中总结经验的聪明人，他们经历了几个中型价格周期，就以为历史总在他们的经验范围里重演。逢高抛售、逢低吸纳成了他们屡试不爽的操作原则。

　　然而，局部经验往往害人。比如2005年，国家储备局首席交易员刘其兵在国际市场铜价处于历史高位时在伦敦金属交易所做空。但那一次他看走眼了，铜价在突破历史高位后还一路上冲，从3000美元一直涨到8000美元。国储为了轧平头寸，除了在高价位进行空头补仓外，还用国家战略储备向伦敦金属交易所仓库交了超过十万吨的仓单。以市值计，实际损失可能多达十亿美元。更令人痛心的是，中国这个铜资源紧缺的国家在最需要铜的时候反而掏空储备对外出口。

　　而稍早时的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陈久霖，在原油价格突破历史高位时通过出售纽约交易所原油看涨期权合约做空，而且永不止损。结果当然也是一败涂地。

　　历史告诉我们，专家的经验不一定能带来利润。有时狭隘的个人经验常伴随着过度自信，信心满满的结果是很少安排事不遂人愿时的止损对策。一旦价格走势与自己的预期相反，这些手握大权的人常会有与整个市场单挑独斗的冲动。结果可想而知。

　　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几乎所有商品价格大跌，相对几年前的价格暴涨，中国的处境好得多。几个主管部门的领导果断决策，入场“抄底”。除了前述张局长的英明决断，有证据表明国家储备局也出手了，在国际市场上大举收购了数十万吨铜，价格在每吨三千美元出头。圈内人不难看出，这是把之前以三千美元左右出售的铜又买了回来。买卖本身不错，但其中的逻辑却让人费解。当初一路涨到三千美元是顶，所以要坚决“跑顶”，现在从高处下跌，同样三千美元却是底了，所以要坚决“抄底”。顶看错了，底就不会看错吗？当然也会看错。

　　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披露，近三十年大宗商品的价格变化与世界整体经济周期几乎同步。当世界GDP增速处于高位时，大宗商品价格往往呈上升趋势；而当经济减速时，商品价格常呈跌势。且不能明显看出两者孰先孰后。若问上述几个决策者有关近期世界经济走势的看法，估计他们不会太乐观；倘若用上述逻辑做一个不太准确的推断，他们的行为似乎又表示出一种对整体宏观经济的乐观态度。其中的矛盾不知各位当局者有所体察否？

　　国家储备机构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贮存一定量的特别重要的物资以防止供应中断对宏观经济要害部门的过度冲击，在特定时点保证供应是其唯一职能，营利本身不应成为决策目标。国家储备机构和一些国字头的大型企业的决策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职责所在，不要轻易地对价格有看法，坚决不做波段操作。制定交易计划应以时间窗口为主要参数，任务考核做到一定时间段内的平均价格即可满意。不以“抄底”自喜，不以“踏空”自悲。说到底，国际市场不是政府官员逞能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