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东飞

　　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这么重要的会议至少要有分管教育的副省长出席，结果没有一个省领导参加，而且除了教育部门的厅长、副厅长外，其他部门没有一位“一把手”到场。3月18日下午，出席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的一些广东高校的负责人对此提出质疑。(3月23日《中国青年报》)

　　金融危机正在改变着一些事情，这种改变不仅仅是指实体经济被波及，而且在人们的观念领域亦有体现。比如责怪副省长未能出席高校毕业生就业会议，在金融危机导致大学生就业困难加剧的背景下，就显得特别具有正当性。但是，这种要求领导出席会议以显示重要性的做法本是一种陋习。应当在革除之列的东西，因为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种种变化而理直气壮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

　　统计数据表明，广东33万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中，仍有30万没有找到工作，足见大学生就业形势的严峻。但是，未必副省长一出席就业工作会议，大学生就业难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果问题的解决之道都如此简单，那么不要说是副省长，就是省长、省委书记乃至更高层次的领导干部也都会主动出席。很显然，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解决依赖于经济基本面的向好，依赖于职能部门对中央既定政策的落实到位，依赖于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所谓副省长出席就表明重视，副省长不出席就意味着不重视，只是若干年来积累下来的一种“会议依赖症”的反映。

　　召开一次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固然是重要的，因为全年的工作需要通过一个会议进行安排部署，但是这次会议显然不是大学生就业工作的全部，更多的落实任务需要在会外去完成。副省长对大学生就业的关注与协调是他本职工作的一部分，不出席会议不代表他平时不履行这样的职责。要求他一定出席一次会议，说到底只是一种基于惯性的讲级别、求排场心理在作怪。会议的级别往往以出席官员的级别来衡量，会议的重要性往往以参加人员的多寡来衡量，惯例如此，但并没有多少科学性可言。反倒是文山会海的痼疾因此而生，严格限制领导出席某些会议也成了政府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如果说在金融危机之前，副省长不出席某个会议成为美谈，那么即便金融危机到来之后，他的不出席也同样不必被诟病。说到底，危机要应对，改革要继续。但在某些方面，危机成为一种借口，此前没有理由的仿佛忽然获得了理由，此前行将终止的仿佛忽然被吹了一口仙气。指责副省长不出席一个业务会议只是其中之一，企业主要求取消最低工资标准，经济学家主张暂停执行劳动合同法，都是这种杂音的一部分。危机需要应对，但那些需要革除的东西不能乔装改扮成应对措施的一部分。危机终将推动社会向前走，而决不应该成为守旧与倒退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