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迅雷

　　哈尔滨酒吧命案开审。6名警察中有2人站到了被告席上，他们涉嫌打死小伙子林松岭。林松岭这边也有一名被告人，他涉嫌打伤警察。(3月24日 新华社)

　　夜幕中的“糖果酒吧”门前，没有糖果只有苦果。这一命案，曾经一团迷雾，舆论一波三折。出了人命，相关责任者免不了想“躲猫猫”，把案情搞成云里雾里。如今，那“夜幕下的哈尔滨”，要变成“阳光下的哈尔滨”。

　　该案焦点的焦点，在于“6名警察”——他们是执法者，尽管事发时并非执法身份。执法者是与司法法律最近的人，公众有理由期待他们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真正忠于法律。

　　于是引出一个重要命题：谁最应该成为法律的仆人？柏拉图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统治者应成为法律的仆人。这位古希腊哲学家，是西方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一生都在思考两大问题：一是人的行为及国家生活的道德性，二是统治国家采取什么方式最好；由此产生了两个关联概念：正义观和法律观。

　　作为普适的正义观，没有太大变化，但他的法律观，则有巨大进步。在《理想国》的乌托邦构想中，柏拉图主张贤人政治、哲人治政，国家通过人治方式进行管治。他还实践过梦想中的“理想国”，遭到失败。于是转而求其次，设想治国的“次优”方略，那就是法治，他晚年出了一部重要著作《法律篇》，强调法治重要性，强调统治者要服从法律。可以看到，柏拉图的“思想国”已不仅仅是《理想国》。

　　“统治者应成为法律的仆人”，已经成了西方法学的一个经典命题。柏拉图认为，法律代表秩序，那是“金色之绳”。国家应受法律的支配，而不应受个别统治者和特殊阶级或利益集团的支配。超越法律的权力、成为法律的“主人”，必然是可怕的，甚至是灾难性的。

　　在那个遥远的时代都将“统治者”归为法律的仆人，那么今天我们至少要想到：执法者最应成为法律的仆人。普通公民当然是法律的仆人，而法律的创设者、执行者更是法律的仆人。遗憾的是，公检法司中一些执法人员，会无意识地认为自己是“法律的主人”，有意无意将手中权力放大。大到最后，悲剧出现，在普通生活冲突中，也能放手打死人。

　　权力的自我设定和自我放大，恰是因为没在法律面前找准自己的位置。柏拉图认为，人类的天性倾向于自私与贪婪，趋乐而避苦，从而淡忘理性，人们会优先考虑私，然后才想到公，想到公正和美德。这些丰富的人论思想，使我们知晓人的“局限性”与生俱来，但也看到人类追求生存高度的“可能性”同样存在。这种“可能性”落之于哈尔滨酒吧命案，其命意很深沉；该案只有准确公正地处理，才能教育他人、警示后人。

　　造法易，执法难。法学家说：法律不只是一整套规则，它是进行立法、判决、执法和立约的活生生的程序、活生生的人。这种“活生生”，首先要在执法者身上得以体现。执法者如果时刻想着自己是法律的仆人，有着起码的谦卑之心，有着“活”的人性之情，那么，许多悲剧原本是可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