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以不说

　　撰稿·苗 炜

　　小时候读古文，特别喜欢《战国策》里的故事，那些知识分子都特别能说，见到国王，讲两个小寓言，就能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后来看《三国演义》，特别喜欢“舌战群儒”那段，诸葛亮把东吴的知识分子全侃晕了。再后来，看话本，李太白醉草吓蛮书，喝了酒写一篇文章，就能令四夷臣服。正是这些不着调的描写，让我深信“言辞的力量”。但这些传奇，讲的还都是湖北、陕西、山东、河北之间的故事，而且年代久远，不那么新鲜。

　　现代人偶尔也写一些“现代战国策”的故事，比如张维为先生，早年给国家领导人当过翻译，现在是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员，走过100多个国家，这里面自然有“晏子使楚”那样为国家长脸的故事，也有“舌战群儒”的戏剧性场面——张先生说，“在慕尼黑郊外的一个风景如画的避暑山庄，知名的马歇尔论坛举行了一场中国问题研讨会”，他主讲了中国的崛起及其国际影响，会后和德国、美国的学者一场激辩，实在地灭了人家的威风，其中有个段落，张先生很以自己走遍世界的经历自豪，“你去过博茨瓦纳吗？我去过，还见过博茨瓦纳总统。”千万别小看这句“见过博茨瓦纳总统”，比如央视有位青年记者，其自我期许是“经济学家”，给领导人当过司仪，《纽约时报》报道这位青年才俊，开着捷豹穿着阿玛尼上班，采访过托尼·布莱尔，英特尔和黑石的老板，和澳大利亚总理保持电子邮件联系，一年之中见过3次“亨利”，“就是亨利·基辛格”，他说。现代的纵横家，要是没见过博茨瓦纳总统，没见过亨利，还在湖北、陕西之间游荡就太小儿科了。

　　这位青年才俊知道“中国的国际形象问题很严重”，所以打算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大概就是所谓“新爱国主义”。古代读书人讲究“策名天府下酬所学，立功异域上报朝廷”，架桥梁一事显然属于“立功异域”。古代科举还喜欢考策论，乡下一孩子，还没怎么出过门，提起笔来就能写出“怎么征服西夏”这样的文章。12年前，有一本策论很流行，叫《中国可以说不》，这显然属于“上报朝廷”。

　　我一直没有十足的底气念出这个书名——中国可以，说，不！我总是以为，应该这么念，小心翼翼诚惶诚恐地问——中国，可以说不？随时准备挨一棒子，打倒在地，“不可以说！”“不可以说他的不是！”然后会有许多连什么叫做人都没整明白的青年，拥上来说“你不配做中国人！”现在，我们又看到一本书叫《中国不高兴》，号称要让现在的读书人有大担当大抱负。这实在碰到我的软肋上了，因为我时常面临这样的诘问：你的视野和胸襟怎么那么小？你为什么不能写“中国一甲子”，而非要写“好色一代男”？

　　世间有左有右，世间还有大有小，左右互骂那还都是站在“大”的角度上，偏偏“文艺腔”是小气的。有家宣扬普世价值的大报，自己的广告语是“从这里读懂中国”，仿佛中国是个多艰深的相对论似的，还有个青年思想家，也总是焦虑自己能不能流畅而自信地谈论中国，我非常尊重那些拼命要启蒙别人的精英，我也非常尊重那些写策论的才俊，但我还是觉得，中国可以不说。从孔孟时候算起，读书人就被忽悠并且自我忽悠，以为自己跟国家有多大关系似的，那个江山社稷是皇帝老儿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那匹夫的兴亡，国家就没责了？“位卑未敢忘忧国”，得了，当小官您就卑微了，写出诗来您就不觉得自己牛逼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真好，不过很多人大概还是为了自己的乐子而读书吧。“世界是你们的，你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到了我们这代，是早上八九点就起来上班挣钱还房贷去了，但世界不是我们的，连我们买的房子都未必是我们的。

　　不被忽悠，不说那些大词，我们照样能活得充沛踏实内心丰富，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越来越多。我们管他高兴不高兴呢，我们还是自己高兴就得。这世上还有许多伟大的乐子等着你的头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