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洪民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昨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这不仅是国家刺激经济和金融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而且对于我国抓住历史机遇加快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实现经济崛起过程中的金融崛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这也发出一个重要信号：尽管美国次贷危机是由金融创新过度和金融监管不力等因素直接导致的，但中国的金融创新和改革步伐并不会因此而裹足不前。

　　国际金融中心作为经济金融发展的制高点和资源定价与配置中心，一直处于全球经济和金融竞争的焦点。特别是自1990年代初之后，世界经济整体格局已发生重大改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经济区)的经济迅猛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全球金融深化与金融发展的平均水平显著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依托实体经济建立金融中心以争取金融话语权的意向显著增强。国际金融中心虽然在结果上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经济现象，但其形成和发展过程则还广泛地涉及到国际政治关系、综合国力对比、经济和法律制度、历史与地理因素等众多领域。上海以其独特的综合优势，一向被认为最有希望成长为亚太区域性的乃至全球性的金融中心。

　　次贷危机爆发之前，两大全球性金融中心伦敦和纽约一直在努力强化其原有的竞争优势。当时金融中心竞争的主要趋势是：由股票、债券及各类金融衍生品等所构成的资本市场在金融中心的竞争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全球金融运行的规则和标准逐渐明确和统一；在金融制度、金融结构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完善和创新以及金融工具数量和种类的不断增长等基本因素的作用下，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向最大程度地节约交易成本和向交易者提供尽可能高的流动性的方向发展，这种协同作用使得金融中心在较大的程度摆脱了其所在国或经济区本身经济和金融规模的限制，在更广的范围内集聚金融资源。

　　但次贷危机的爆发似乎从基本趋势上阻止了这一步伐。人们开始在各个层面对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反思。但无论如何，除了世界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等相关因素外，基础性的次级抵押贷款创新及其不受约束的大规模发展，以及以此为基础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创新和监管不力难辞其咎。尽管危机过后美国可能具有较强的经济恢复能力，但危机对其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和金融体系必将造成重创，从长远看，还将会打击美元及其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并在实质上弱化其软实力。另据预测，欧元区经济在本次危机中也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局面。不过从全球经济未来总的发展趋势看，尽管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但可以预见的是，由生产要素比较优势决定的经济和金融全球化过程，在危机过后并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上述总体背景，也正是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基本背景，而且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次在政策上为上海“两个中心”建设“松绑”应具有战略意义。这次中央给予上海金融中心建设一揽子政策措施，允许上海先行开展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等方面的改革和创新，涉及到信贷、股票、债券、期货和相关金融衍生品等各类金融市场和工具的探索和创新，具有很强的配套性和系统性。显然，这是自1992年上海金融中心建设被确立为国家战略和2005年浦东新区在全国率先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以来，又一次在国家层面上推进上海国际金融建设的战略举措。

　　世界经济史表明，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功崛起，不在于按部就班地解决问题，而在于抓住机遇。上海应善于把握这次全球性历史机遇，以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为基本支撑，在优势叠加条件下，乘势而上推进作为国家战略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上海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对于发挥上海的比较优势和示范带动作用，更好地服务长三角地区、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都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国经济内需的逐步提升和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日趋完善，大量优质的国际资本有望流入中国，中国的资本也需要借助强大的金融中心向外投资，上海完全有实力和能力发挥功能性和全球性金融中心的作用。那时，中国不仅会拥有更多高附加价值的产业，也会出现一个支撑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开放式的金融体系。但在加快推进金融中心建设的过程中，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并需时刻审慎地加强金融监管是两大基本点，也是从本次金融危机中得到的两个重要教训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