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立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全球金融大海啸带给中国经济的一大反思就是：改革开放30年让中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但由于现阶段无论是个人的收入能力还是产业和贸易结构的定位方式，都无法通过现有内需能量来支撑企业日益膨胀的产能，中国的财富先天就带有汇率风险和市场风险的缺陷，只不过政府以稳定的汇率和结售汇制度的方式承担了大部分的汇率风险。当美联储启动印钞机购买美国国债的时候，我们更加意识到挽救美国金融危机的救市成本将会让中国这个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债权国有所承担。于是，如何管理好我们自己创造的财富就成为一个严峻的挑战。

　　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这向海内外释放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宏伟目标和胆略将使中国在不远的将来打开财富管理困境，并迅速成为和制造大国相媲美的金融强国。

　　今天，在周边市场外需乏力的困境中，我们意识到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缺乏良好的生态环境。大学生的创业、中小企业家的商业开拓无法在一个缺乏规避风险和分散风险的环境中完成。美国之所以在国际市场中建立了品牌、建立了专利和经济运行的标准，很大程度上仰仗于它的金融创新能力。只不过“次贷危机”暴露了金融创新能力偏离实体经济支撑的巨大缺陷，但我们无法否认美国实体经济面的核心竞争力依然是它对冲风险的杀手锏。中国财富的积累已经让我们具备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条件，但我们的金融创新能力尚无法胜任这样的历史使命。这也是需要发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以此来推动创造中国品牌和中国标准的新型企业的诞生、成长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上海是改革开放的一扇窗户，从里面既能看到中国经济利用世界舞台发展壮大，也能看到危机所带来的巨大挑战。从已有的产业模式中去挖掘利润降低成本的那种被动应对危机的方法，效果会越来越有限。我们必须要主动出击，寻找新的增长点，先声夺人，开辟中国经济自身所拥有的一片新的发展天地。

　　事实上，截止到2008年12月底，上海已有外资法人银行17家、法人银行分行和保留分行31家，单一分行33家，支行64家。而且，2008年上海外资法人银行资产、贷款、存款和利润四项指标增幅分别高于全国外资银行增幅7.28、4.25、2.96和16.85个百分点。四项指标分别占全国外资银行的63.06%、60.95%、78.34%和 63.44%。这些都表明，上海产业结构的转型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起步完全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必然选择。

　　当然，面临的挑战并不少：

　　首先，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没有到位、外贸产业的发展还需要一个稳定的金融要素价格体系(利率和汇率等)、结售汇体系以及外资管理体系的情况下，如何吸引大批的海外投资机构和企业参与到人民币投融资和贸易结算的行列中，现有的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如何提升自己管理国际金融业务的能力和服务意识，都将是待解的难题。追求和其他国际金融中心运作形式上的“貌似”并不困难，但关键是遇到外部冲击时，能否有掌控风险保持收益的“神似”，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至少，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在监管制度的建立、激励机制的设计和金融产品的创新以及一流人才的集聚方面，都要追求国际金融中心所必需要发挥的六大基本功能——金融产品的价格发现、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保障、社会全体的风险分散、金融市场参与者挖掘和披露真实的信息、金融体系对投融资双方的公司治理机制以及金融活动所带来的价值创造的能力。绝不能在“先行先试”的保护伞下，钻制度的漏洞以牺牲大众投资者和企业的利益为代价来获取自己的暴利。所以，政府部门要鼓励制度、技术和产品创新，对所出现的问题要敢于承担一定的风险，通过制度的创新来解决操作上的问题，不能一出问题就打退堂鼓。面对问题，我们应充分认识到这是需要付出的学费，欧美在金融创新的历史上也经历过无数次的波折，结果是在危机过后金融创新能力反而变得越来越强。

　　第二，金融中心的建设和推进会带来集聚效应，在某种程度上会推高上海的商务成本，如果不能及时改变产业结构的调整，完全有可能出现其他金融中心发展中也经历过的产业空心化的问题。所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配套发展既反映了上海产业的比较优势，也反映了国家对上海健康平衡发展的长远战略。具体而言，上海应该通过大力发展船舶融资、海上保险、国际结算、资金管理、外汇交易和中介服务等，来谋求上海整个产业结构向高附加价值升级和转型。

　　第三，上海最短缺的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所需要的软实力。它体现在行政部门的高效有序的服务意识上，也体现在全体参与者对金融中心建设的认同感上，更反映在一个国家和民族对金融业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和形影不离的金融风险的正确理解和包容的良好心态上。没有这些方面的逐步改善，上海金融中心建设就将停留在一个形象工程的水平上，它无法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打造出一大批一流的、能创造出中国品牌的企业家，也无法通过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服务提升我们金融体系整体管理财富的能力，更无法让国民真正享受到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对改善生活质量的便利性和财富效应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