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余恨

　　震惊全国的“6·28瓮安事件”发生大半年后，被撤销瓮安县的一切党政职务的原县委书记王勤悄悄地“复出”，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一职。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临汾市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也早已复出并长期担任该县县长助理一职。(3月24日《南方都市报》)

　　问题官员为什么要逆民意而动悄悄复出？依我分析，一是如临汾组织部门所说，像王振俊这样的官员，能力很强，不用可惜了；二是当初将其拿下，有的根本就是替罪羊，让其顶缸来平复舆论压力的；三是处在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之中，虽然被拿下了，但如果不给“他”一个交待，恐怕会“起泡”；当然，最主要的是，我们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就地免职的官员的处理，其善后规则太具有弹性，以至于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让其“软着陆”，悄然复出。

　　现在看来，不少地方对问题官员的“免职”“责令辞职”，并不是出于法律的规定性、原则的刚性、对党和人民有所交待的责任心，而仅仅是出于应对舆论压力的技术性。因此，只待时过境迁，便会让问题官员择机悄然而出。

　　就最近发生的几起案例来说，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悄悄复出。之所以悄悄，是为了避免惹起媒体注意，成为舆论焦点，再起风波；另外一个特点，基本上都是不下文，临时负责：这样进可攻，退可守，一旦被曝光，则可进退有据，表现了组织部门的高度策略性。这种应对舆论监督的“斗争经验”，有推而广之的趋势。

　　“问题官员”不是不能复出，如果是他的责任，必须他负。如果不完全是他的责任，有必要进行鉴定、澄清，也不必害怕舆论非理性的压力。害怕舆论，是没有自信、是说不明白的表现。既然是说不明白、也不敢说明白，其中必有见不得人的玄机。这样的复出安排，和媒体、舆论躲猫猫，反而可见其中问题犹在，甚至还有没揭开盖子的问题。

　　“问题官员”的复出，应该有一个正常的渠道，有一个公正、透明的程序。通过这样的程序，是对问题官员负责，也是对人民负责。相反，躲着媒体和舆论，悄悄地用和媒体、舆论“斗智斗勇”，则是把公众当成了对立面，视舆论监督为畏途。对公众来说，更容易逆反，同时也更具有杀伤力：人民的利益，什么时候和政府的利益不一致了？对人民的不信任，又怎么能够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呢？作者系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