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洪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危中见机”成了流行语。所谓“危中见机”，按字面意思，就是要善于发掘危机之下的机遇，或者顺应市场经济规律，有预见性地为未来发展做铺垫。不过，也有另类的“危中见机”。比如，在农民工人才市场上屡禁不止的“黑中介”。近年来，有关部门不断加大打击力度，针对农民工的公益性招聘活动和公共职介机构也纷纷出炉，可是“黑中介”犹如荒原野草，一把大火过后，很快又滋生蔓延，甚至还有个别政府工作人员参与造假。

　　最近，贵州省发现多起农民工培训造假案，2008年以来，贵州省已查处相关系列案件近150起，涉案170余人，下至乡镇社保机构的工作人员，上至省厅官员。贵州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原副厅长杨锦福就曾利用职务之便，在农民工技能就业培训中，通过批准学校成立、获取定点资格、增加培训指标等方式，多次收受他人贿赂共计87万元。

　　在外人看来，农民工培训虽然也是不小的投资，但毕竟不如铺路建桥一类项目，一落笔就是百千万，况且，作为财政专项资金，当是专款专用，培训项目展开又涉及多个部门，官员如何能腐败？又如何胆敢腐败？盖因政府在农民工培训问题上的越位和缺位，使得一些地方的农民工职业培训不仅成了“数字政绩”，还成了某些贪官的“小金库”。

　　一直以来，我国农民工的知识和技术培训，主要是依靠政府。政府寻找培训机构、制定培训计划、考核培训结果。培训谁、培训什么、怎么培训，这些本该由农民工和劳动力市场、社会职业培训机构、企业等，通过良性互动而形成的职业培训链条，政府一手包办。而在社会职业培训机构的资质鉴定、培训市场的管理、培训资金的监管等方面，则缺乏完善的制度和有效的管理措施。

　　不该管的管了，该管的却放手了，使得农民工职业培训与市场脱节，真正需要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得不到有效的培训，腐败却暗中滋生。贵州农民工培训腐败案即是如此，官商勾结、管理混乱、监督缺位，多个环节的集体腐败，使得腐败成本变得很低——买通相关职能部门，套取农民工户籍资料；或者以一个脸盆、20元的代价直接从农民工手里获得身份证明；找几个保安就能充当教师“开班培训”，骗取补贴。正规的机构如此混乱，农民工人才市场中“黑中介”猖獗，也就不奇怪了。

　　近年来，国家对农民工培训的投入力度一年比一年大，据报道，仅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一项，中央财政截至2008年底就已累计安排补助资金40多亿元，同时带动地方投入培训资金30多亿元。如此大的投入需要一个科学的制度设计，每一笔资金的使用也当对公众有个完整的交代。倘若这些“救生款”不能真正造福农民工，而是跑冒滴漏地进了贪官们的口袋，我们损失的除了钱，还有政府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