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危机是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遭遇的最大挑战

　　-周正平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2009年是中国改革发展十分关键的一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发展转型的双重挑战，决不能动摇对改革的决心、松懈对改革的努力。

　　他认为，当前，在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同时，如何尽快推出并实施“一揽子”改革，集中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性矛盾，建立与发展型阶段相适应的体制机制，走出一条短期和中长期兼顾、标本兼治的新路子，走出一条以内需为基础的发展新路子，是方方面面对下一步改革的热切期盼，也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正确方向。

　　迟福林判断，国际金融危机不会在短期内结束，这场危机是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遭遇的最大挑战。危机前所未有，对中国的影响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的。从全球角度看，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是百年一遇的；对中国的冲击覆盖整个经济领域，不仅使中国外贸出口受到很大冲击，而且不同的企业、行业、地区都受到较大程度的影响，危机还反映在社会领域，如出现失业和困难群体增多等一系列问题。

　　危机的影响是中长期的。目前，金融危机加剧的态势并没有缓和，2009年，美国、欧洲、日本这三个经济体可能出现负增长，危机何时见底难以预料。因此，相当一段时期，中国再寄希望于外部市场来缓和国内生产过剩的矛盾并不现实。

　　迟福林分析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主要是实体经济，主要表现为出口大幅度下滑，造成国内出口导向型企业和相关产业的萎缩。实体经济领域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突出问题，集中反映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严重滞后。

　　经过30余年的改革发展，中国社会已进入发展型阶段，实现经济增长，由以投资拉动为主，转变为以消费拉动为主。然而，新世纪以来，中国以高投资和高出口为主要特征的增长模式，反而得到一定的加强，因此，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较大，以投资驱动为主的增长方式已经到了难以为继、非改不可的地步。

　　他分析说，在金融危机与增长方式转型缓慢的双重影响下，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突出的体制性矛盾。一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矛盾，二是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与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矛盾，三是政府作用的发挥与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滞后的矛盾。

　　迟福林指出，应在经济、社会、政治、对外开放等领域，尽快推出“一揽子”改革方案，以提振当前的市场信心。

　　首先，要以市场化改革破解“保增长”难题。把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拓展到资源要素等领域，使投资能够反映市场真实需求。其次，还要以积极的社会变革缓解经济压力，采取积极的社会政策，防止经济压力与社会问题双向传导和相互强化。

　　当前，扩大内需，重要的在于提供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为广大社会成员提供一个良好的未来预期，解决扩大消费支出的后顾之忧，扭转“高储蓄、低消费”的倾向。尤其要注重解决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问题，全面实施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防止经济波动对城乡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过度冲击。

　　他认为，公共政策出台，要充分考虑社会心理因素，注重公正性，强化公众参与，注重稳定社会预期，要树立稳定新思维，正确看待和处理因利益关系失衡而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特点是群体性的利益矛盾，要使用调整利益关系的方式来解决。

　　迟福林认为，在新形势下，要实施更为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国际金融危机既对对外开放带来巨大冲击，但也带来历史性机遇，比如，可能在参与新一轮国际秩序重建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可能加快等。当前，应抓住国际产业调整的机遇，加快构建企业“走出去”的一整套战略体系。

　　最后，应对危机，还需要加大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力度。从总体上看，政府进入了危机管理过程。提高政府工作的预见性、前瞻性，形成政府与市场、社会应对危机的合力，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等，从多方面对加大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提出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