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汶川大地震网上纪念馆

　　 作者：马九器

　　在法定的第二个清明节假期将来之际，中国各地因时而动，再次掀起“公祭热”。公祭黄帝、炎帝、伏羲、华胥氏、女娲、大禹、孔子、老子，甚至柳下惠、武则天。“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清明的细雨尚未霏霏，“断魂”的热潮已然兴起。

　　“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多少个世纪来，无论“公祭”还是“民祭”，莫不带有深邃的文化和信仰烙印，在一种祭奠的仪式和规范中，体现一种精神追求和价值象征。有媒体指出，在热热闹闹的“公祭”潮中，人们似乎忽视了一些应当纪念的身影，那就是为国家和民族付出身躯的先烈。而日本华人媒体《新华侨报》更提出：公祭不应忘记灾难遇害群体，比如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煤矿事故遇难同胞。

　　“慎终追远”的文化公祭，历来不乏实行的动力，尤其在文化与经济活动联系日益紧密的当代，“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已经成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对于“文化公祭”日益庞杂甚至泛滥成“名人公祭”的现象，已成为当下毁誉参半的文化批评对象。于是，“公祭”本质面貌、终极目的的回归成为另一种文化吁求，真正追求精神与关照信仰的“公祭”越来越引人注目。近些年全国“两会”上，陆续有代表委员提议：公祭英烈、公祭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并将其制度化。

　　“公祭”从单一的“祖先祭祀、文化祭祀”向更广领域扩展，这是文化多元、建构新的精神价值的必然。首先是“公祭民族英烈制度化、惯常化”，这里不仅有着深厚的传统，还有着国际惯例的参照。当先贤祠成为法国人心中的圣殿时，我们可以感受到辉煌文化传统中凝结的牢固的民族精神信仰和追求，当美国阿灵顿公墓在公祭中实现敬畏时，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民族在生命价值中的精神家园；甚至日本的千鸟渊公墓成为那个民族的某种精神象征时，我们不由为那个民族中个人与国家唇齿相依的文化感到惊悚。当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三句“永垂不朽”已经浸染半个多世纪的文化熏陶后，没有人怀疑：以国家名义公祭英烈并制度化，这种将历史与现实、仪式与精神结合的文化行为，实现之日可期。

　　“公祭英烈制度化”成为现实后，还有更广博与现实意义上的“公祭拓展”，那就是国家对各类灾害中夭亡的死难同胞进行公祭，这里包括战争中的无辜死难者、各类天灾人祸中的无辜死难者。这些无辜死难者作为民族和国民的一分子，作为历史与记忆的一页，作为生命伦理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对他们生命消逝的国民与国家态度，反衬出这个国家在历史记忆、民族反思、生命敬畏等诸多层面的文明程度。去年汶川大地震后的5月19日至21日，对遇难同胞的国家哀悼，成为这种“公祭”的里程碑，而这种对遇难同胞的国家哀悼理应通过这一先例逐渐走向制度化，使“公祭死难同胞”不仅涵盖对英烈的祭奠，还包含对所有普通国民无辜夭亡的祭奠，以这种方式体现对生命的尊崇、对民众生存权利的重视，从而以终极意义上的公祭仪式、规范、器物，建构个人与国家、公民与社会、人民与政府之间共同的精神信仰与价值追求。

　　生于斯长眠于斯的所有无辜死难同胞，不能永远没有安抚亡灵、关照生者的“公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