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禾人

　　在为与不为的选择上，首先需要评估的是自己利益的得失、仕途的前景、面临的风险；在为此与为彼之间的权衡中，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自身祸福、官位稳定、工作难易；在如何为与为多少的盘算中，首先需要计算的还是个人的政绩是否能够突现、自己的官位是否能够更上一层楼。于己有利，并且面临风险较小的事情就拼命去干，于己无利或有害，或者困难异常的事，则放手自然。

　　“山西省长干不干，临汾人民说了算。”这是自去年山西临汾市“襄汾溃坝”事故以来，山西坊间广传的民谣。“襄汾溃坝”事故直接导致时任山西省长孟学农去职，孟学农所留“晋官难当”成为四字真言。“襄汾溃坝”事件后，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停职检查至今，代市长罗清宇主持工作已半年，目前仍无适当人选任市委书记，往年此时已召开的地方“两会”至今尚未召开。据悉，山西省委相关领导相继到阳泉市等地物色下一任临汾市委书记人选，但不少人都推辞到临汾就职。(大众网3月31日))

　　据称夏振贵到临汾工作未满一年，许多工作还没有正式展开即因为“襄汾溃坝”事故被停职检查。在夏之前，李天太等临汾官员因“洪洞矿难”去职。不止是临汾，从2005年到2008年的三年间，山西省内换了四任省长。真是应了那句话———“晋官难当”。

　　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在煤矿事故频仍，安全生产监管压力巨大，政绩无法凸显的现实下，官员们推辞到临汾就职本就是在意料之中的“理性”选择。尽管是人之常情，无人愿任临汾市委书记的残酷现实仍然像一把尖利的钢刀刺痛了我们的神经。临汾的官员，尤其是主要党政官员不好当，在问责制逐渐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制度背景下，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不好当的官就立马推辞没人愿意当，似乎也太过儿戏而显得有些无厘头了。这让人想起一个电影片断，某警局内部选派一名干警去做危险度极高的卧底，长官让警察们排成一横排，自愿接受这项工作的上前一步站出来。话音刚落，除一人外，所有人都向后退了一步，此人尚未反应过来，长官已将任务委派给他，弄得此人哭笑不得。当然，这是根据电影戏剧化与喜剧剧情的需要而人为杜撰的。

　　而在现实中，无人愿任临汾市委书记似乎更像是一种隐喻，折射出活生生的官场生态。

　　那是怎样一种生态呢？在为与不为的选择上，首先需要评估的是自己利益的得失、仕途的前景、面临的风险；在为此与为彼之间的权衡中，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自身的祸福、官位的稳定、工作的难易；在如何为与为多少的盘算中，首先需要计算的还是个人的政绩是否能够突现、自己的官位是否能够更上一层楼，如此而已。于己有利，并且面临风险较小的事情就拼命去干，于己无利或有害，或者阻力重重，困难异常的事情，则放手自然。

　　每一次的决策选择都是自身利益与风险的全方位评估，每一步行动计划都暗含着无法言说的利益便车。在这种生态环境中，没有责任和使命，惟有利益永世常青。

　　按照宪政制度，人民与官员之间是授权和被授权的关系，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人民之所以授权为的是能从政府那里获得相应的回报，例如以服务对象的身份获得政府提供的良好服务。就官员而言，他们在掌握权力的同时，也就有了与之对等的责任和义务，那就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服务好人民的利益和需求。在西方，这种责任和义务几乎是神圣的，表现为一种无法违背的行政伦理，勇于担当的使命感和为民谋利的无尚的荣誉感。若非如此，你无法解释西方一些商界精英放弃成百上千万美元的高薪，穿过“旋转门”去干不足前者十分之一薪资的联邦政府官员的活。

　　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的这句壮志豪言似乎正是对为官有责、使命必答充满东方智慧的解读。

　　幸运的是，并非所有山西官员都不愿坐镇“火山口”。在今年两会上，回答记者有关“山西的省长是不是很不好当”的提问时，新任山西省省长王君就表示，“山西省省长这个职务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责任”。有这样的责任官员坐镇“火山口”，老百姓才有更多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