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志安

　　临汾市最近几年连续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几任行政领导被免职。据报道，目前，临汾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均为省里下派的代理人选，而在数位前任官员先后栽倒在临汾的前车之鉴下，山西省委物色下一任市委书记人选的工作，亦遭到不少官员的相继推辞。一时间，临汾成为山西官场众多官员的畏途。(昨日《华商报》)

　　近些年来，矿难频繁发生，政府面对空前的民意压力。随着行政官员问责制度的推广，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政府官员去职亦渐成惯例。应当说，政府领导为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负责，是现代责任政治的基本原则。但值得讨论的是：行政官员究竟能否在体制内依循现有路径解决安全生产问题？如果能，责任和权力对等；如果不能，到临汾做官就无异于变成了一场赌博。依据常理判断，后一种情景，可能更符合目前的现实。行政官员也是理性人，他们也会权衡风险和收益，在这种情况下，行政官员们不愿意去临汾任职，亦可以理解。

　　中国的矿难此起彼伏，难以根治，不在于缺少资金和技术，而在于政府的监管失责。而监管失责的背后，有两个原因：一，政府的监管体制错位和监管措施的失当。目前山西基层行业安全监管的现状是：“权力上提，矛盾下压，无过错追究”。简单说就是，涉及煤矿生产、监管的主要权力都在省市一级，但主要的监管责任都在基层。如果煤炭企业出问题了，煤矿主以及一线监管机构都会被套牢。客观地讲，煤炭生产作为高危行业，即便严格执行生产规范，也有可能出问题，但政府迫于民意的压力，一旦出问题，无论缘由，基层监管者都必须为此承担责任。这样的行政压力，导致许多官员在监管过程中常常采取过度措施。比如，一个企业出了问题，相邻的企业不管是不是有问题一律停产整顿，此举虽能在现有体制下彰显执政者的整肃决心，但却导致正常经营的企业无所适从。同时，政府面对频繁发生的矿难，监管措施也朝令夕改。而监管政策的不稳定又反过来导致煤炭生产不安全。因为在政策频繁变动的情况下，生产者不加大安全投入，就会出问题，不提高规模就会被淘汰，但投入了未必就能顺利生产。政策的频繁变动导致生产者预期紊乱，从而加剧了许多矿主采取短期行为，捞一把就走，由此我们才看到，一方面政府的监管越发严厉，另一方面矿难却仍然在频繁发生。二，采矿业是一个充满风险的暴利行业，政府在该行业设置了重重关卡，这些关卡有些合理，有些却完全没有必要，但不管怎样，这些关卡都为政府官员制造了大量的寻租机会。企业主为了打通关卡，往往会与政府官员结成利益同盟体。在全国多数矿区，政府官员和矿主合股开矿，或者收受贿赂放松监管的故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只要不出事，在矿区任职实在是肥差，做几年换个地方即可积累大笔的财富。此一逻辑，经多年浸淫，已渐由潜规则变成了显规则。昔日曾与记者侃侃而谈，大骂煤老板唯利是图的临汾煤管局局长杨吉春，去年因受贿和巨额财产来历不明而沦为阶下囚，就是最好的明证。真正可怕的是，这样的逻辑，并不会因为某一位官员的去职而中断，更不会因为一个新官员的任职而改变。中国的行政官员在许多方面权力很大，但在一些地方其实可以作为的空间又很小。多年来地方政府和矿主之间盘根错节的利益格局有很大的惯性，不尊重政府中既定的利益格局，即便是政府一把手也会寸步难行。

　　总之，无人愿意到临汾任职，说明政府在高危矿区的安全治理存在明显弊端，也说明过去的治理思路已经无法得到行政系统内部官员的认同。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它提醒政府不得不注意，根治矿难，需要新的方法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