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浩月

　　曾经走上街头公开乞讨的作家洪峰，日前被网友爆料，如今他在云南曲靖会泽县承包了土地，准备以养野猪为生。这条消息经媒体证实后，引起了一轮不小的轰动，有网友称这是洪峰的“又一次炒作”，但更多网友却为洪峰的决定击掌叫好，认为作家“只有深入底层生活，才能真正为普通大众呐喊。”

　　乞讨也好，养猪也好，之所以洪峰能够两次成为新闻人物，概因他这两次从事的“职业”，和他的作家身份有着巨大的反差。这是一个文学失宠、猎奇横行的时代，哪怕洪峰写出了非常出色的文学作品，引起的轰动效应，也远远比不上他“乞讨”和“养猪”。这大概也是近些年中国作家热衷于炒作而冷于写作本身的“大环境”使然。

　　但正如同网友所判断的那样，洪峰这次去云南，的确和炒作无关，而是货真价实地想扎下根来，当一个农民。他不仅谋划着自己在农村的“新事业”，也身体力行地投身其中，把自己当成了村民中的一员。网上流传的一张图片显示，洪峰正在吃力地推起一辆独轮车，这是他给村里修路当义工的情景，这张图片，看了令人莫名感动。

　　众所周知，中国作家的综合生存环境不是很好，即使是登上作家富豪榜的，收入加在一起也不及国外畅销书作家一个人。但受传统观念影响，以及国家现有体制的保护，作家在公众眼里，仍然是一个有身份的称谓。虽和富豪关系不大，但很多中国作家还是可以用“养尊处优”来形容的。

　　洪峰本来也可以位列“养尊处优”作家群中，但这人生来向往自由，宁可乞讨和养猪，也不写自己不愿写的文字。去云南养猪，这大概是洪峰的兴趣所致，理想所在，生活之艰难和困苦，说不定正是他所寻找的创作灵感来源。洪峰养猪，内心坦然，但他的这种行为，却应该令很多人感到羞愧。我们整个社会，该为对金钱的推崇和对文学的冷落而羞愧；以“作家的家”自居的各级作协体制应该羞愧，他们一直在误导作家的写作导向。歌功颂德的作家把持文坛，自由写作的作家旁落一隅。

　　但最应该感动羞愧的，还当是洪峰的同行们。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失去了去底层体验的想法和勇气。一些和洪峰同时代的作家，曾有过丰富的底层生活经验，但功成名就之后，“记忆”成为他们创作的唯一来源，因此导致的题材重复和素材匮乏，常被读者诟病。当然，这么说并不是号召作家都向洪峰那样去农村养猪，但作家缺少了体验，如同飞鸟失去了翅膀，那些居住在灯红酒绿大城市的作家们，能写出带有尘土味道的农村生活，教人怎么敢相信？

　　无独有偶，两年前，作家古清生离开北京前往湖北神农架生活半年，在写作出一本《金丝猴部落》的著作之后，他选择了在此地长期居住，并承包了林地，打算种茶树和养蜂。古清生和洪峰一样，都是离开城市前往乡村的作家，也是目前为止我唯一知道的两位。他们的行为，让我想起美国作家梭罗。梭罗在湖畔度过了一段隐居生活，写出了著名的《瓦尔登湖》，成为19世纪超验主义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养猪的洪峰和养蜂的古清生，在行为上和梭罗有异曲同工之处。期望他们在写作上，也能不负生活体验带来的灵感，写出可以传世的作品。